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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状元为何多?

文◎陈  辽

《常熟状元》既回答了常熟状元为何多的大问题,又对科举制度作了新评价,仅此两大学术成就,它也可以在我国当代的文化研究领域里占有一席之地了。

据常熟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辑的《常熟状元》,自唐至清,常熟中状元8人,榜眼4人,探花5人,传胪3人,进士486人。有清一代,全国状元112人,常熟一地就有6人;仅康熙一朝,连出3名状元,这在科举史上是罕见的。若问:常熟状元,(包括榜眼、探花、传胪及进士)为何多?通读《常熟状元》后,我找到了答案。

首先,常熟有好学上进的优良传统。先秦时期,常熟人言偃即北上山东,到孔子那里求学,是孔子的七十二贤弟子之一。学成回来,在南方布道,被誉为“南方夫子”。此后,好读书求上进的这一优良传统赓续不绝。常熟的第一个状元陆器,是唐开成五年(840)中的状元。明代常熟人桑瑜编纂的《常熟县志》记载:“河阳山有梁朝古桧及唐状元陆器读书台。”陆器少年时,勤奋好学,夜里读书到拂晓才掩卷休息。文昌阁旁山坡上有三块青石。春夏季节,陆器经常坐在青石上读书,河阳山有“唐状元陆器读书台”的记载即源于此。周虎是常熟第一个武状元,南宋时期的名将,在保卫和州之战中,以二千之众,抗十万金兵,先后34次击退攻城的金兵,并将金兵主帅石矻跶射死,立下了大功。人们将和州保卫战跟岳飞的朱仙镇大捷、韩世忠的黄天荡大战相提并论。但周虎并不是一个仅凭武艺杀敌的赳赳武夫,他熟读史书,十分仰慕历史上的英雄豪杰,决心要把守住和州、抵御侵略创造成又一个以弱胜强的范例。他率领军民,同仇敌忾,誓与和州共存亡,这才有和州保卫战的大胜利。孙承恩是清代常熟第一位状元,也是清代苏州第一位状元。他“聪明好学,家中丰富的藏书,为他能够博览众书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虽会试落榜,但他没有放弃,终于在顺治十五年(1658)考中状元。归允肃是在康熙十八年(1679)中的状元。他从小勤奋好学,在同门生中年最少而有“才情风度擅一时无双”之誉。汪绎夺得状元时,才29岁。汪绎的好学上进,更为人称道。他经常“从游问学于这些顶尖的师友当中”,“自小便诗词书画,样样拿得上手”。康熙五十七年(1718),汪应铨考中状元。汪应铨好学上进,老师规定每天学四十行,他还嫌少,外出游历之时也始终手不释卷,且他尤其喜欢经、史、地理,为日后参与编史修志打下了基础。翁同龢是咸丰六年(1856)丙辰科状元。他不仅喜欢读书,还喜欢读画,读帖读碑,好学不倦。被称为“小状元”的翁曾源,于同治二年(1863)中的状元。他刻苦读书,“学业进步很快”,18岁时写成《牺尊赋》寄给祖父翁心存过目,翁心存读后很高兴,称赞该赋“颇典丽”。可以说,常熟的八个状元都是因为从小勤奋读书,好学上进,又百折不挠,这才一举成名、考中状元的。

其次,常熟有“耕读传家”的传统。耕读传家,就是一边务农,一遍读书,世代传承下去。清代常熟第一位状元孙承恩的家族就是秉承“学而仕,仕而休”的家训,耕读传家,十分注重对子女的培养和教育。从第六世孙纪起,至孙承恩父亲孙朝翼止,自明至清,都是耕读传家。探花翁叔元的翁氏家族也是“耕读起家”。《族谱》记,三世祖翁廷秀“力田读书”。四世祖翁瑞,曾以自己“耕读”的切身体会,“以里民疾苦抗论于抚军之廷,得省里中徭役之半”。五世翁卿,“屡试不第,力田治本”。此外,陆器家族,归允肃家族,翁同龢、翁曾源家族,也都是“耕读传家”的家族。由于是“耕读传家”,就十分重视教育,重视读书上进。民国以后,常熟的普通农民,只要家族能维持生计,都要让子女到学校读书。常熟状元多,在情理之中。

第三,常熟既尚武,又尚文。从商末周初,周太王的儿子泰伯、仲雍因让位给弟弟季历,率领亲属徒众来到荆蛮之地常熟梅里起,就开创了既尚武又尚文的优良传统。他们尚文,把中原文化带到了常熟一带;他们又尚武,断发文身,吸收当地尚武文化。后到吴君寿梦时,又从晋人巫臣处学会了射法、御法和战车阵法。吴人与楚人作战,一年打了七次仗,把楚国打得疾于奔命。后又与中原大国争霸。吴国季札在鲁国观乐,他对《周南》、《召南》、《邶》、《鄘》、《卫》、《王》等诗歌音乐的评论,表现了吴文化的高度学养。此后,既尚文又尚武的优良传统一直被常熟人所继承和发展。自唐以后,常熟出了8个状元,7个文状元,1个武状元;至于明代武榜眼袁世忠,做参将时建文昌祠,一武一文,同样表现了既尚武又尚文的传统。清代探花庞钟璐,督办团练,恪尽职守,也是尚文又尚武的榜样。常熟自唐至清的486名进士中,武科的状元和进士达22名之多。

彰显常熟的状元文化,就必须对科举制度进行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再评价。科举制度初起于隋文帝,他废除过去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于开皇七年(587)设志行修谨、清平幹济二科。隋炀帝时始置进士科。唐代除进士科外,复置秀才、明法、明书、明算诸科,又有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道举等科。武则天举行殿试,并增设武举。其由皇帝特诏举行者称特科。诸科之中,惟进士科为常设,最为重要。宋以后科举均用经义。比之“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度的实施是一场大改革。钱文辉在《常熟状元·总述》中介绍,日本著名史学家福井重雅说:一般人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对世界的贡献,无非是造纸、火药和指南针的发明,而实际上比这些物质发明更重要的是科举制,他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选官制度提供了最初的模式。英法美等国正是借鉴了科举考试的合理内核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可见中国的科举制度是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当然,科举制也有缺失。特别是明清两朝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规定格式为八股文,解释须依朱熹《四书集注》等书,这就束缚了应试者的思想和才情的发挥。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一回借王冕之口评说“用《五经》、《四书》八股文”取士时予以批判:“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文行出处(按:“文”指文章、学业;“行”指道德、品行;“出”指做官;“处”指退隐)都看得轻了。”尽管如此,但应试的不少读书人仍然能带着八股的镣铐,写出高质量的文章。即以常熟的7个文状元取得殿试资格考中进士的文章而言,都堪称一流。对科举制度,既要充分肯定它的革新意义,又要指出它后来的八股文流弊,束缚了人的思想。其被废除,被学校教育所取代,并非偶然。但就整体而言,科举制度为封建社会培养、选拔了数以几十万计的官员,功不可没。读了《常熟状元》,应该有此认知,这才是对科举制度的正确态度。《常熟状元》既回答了常熟状元为何多的大问题,又对科举制度作了新评价,仅此两大学术成就,它也可以在我国当代的文化研究领域里占有一席之地了。■

(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学所原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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