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常熟市的文史工作
文◎陈 辽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常熟市党史办公室、常熟市地方志办公室、常熟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常熟市档案馆等单位和个人，先后出版了《常熟人民革命斗争史》、《缔造辉煌》、《院士风采》、《申报上的常熟》、《常熟乡镇旧志集成》（点校本）、《常熟·1937》、《常熟老报刊》、《警钟长鸣———侵华日军常熟暴行口述档案》、《虞山文化流派》、《常熟状元》、《常熟抗战史印》、《长河碎影》、《常熟抗战文学作品选》等百余种。《光明日报》、《文汇读书周报》、《中国地方志》、《档案与建设》等十多家报刊对常熟文史著作给予好评。
首先，常熟的文史著作对市民和国人进行生动、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揭示了常熟悠久光辉的历史。自明代万历七年（1579）至民国38年（1949），常熟共有13个乡镇编修过26种乡里志。举凡乡镇的地理沿革、山川河流、风俗习惯、典章制度、 名门望族、乡贤烈女、文臣武将、民赋武备、棉粮物产、土特蔬果，以及园林寺庵、桥梁交通、名胜古迹、墓志碑刻、诗文民谣、文坛掌故、轶事趣闻，都在乡里志里有具体记叙，为具有不同特点的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民国成立后的常熟，《申报上的常熟》多有记载。抗日战争爆发，常熟在“八一三”后即遭受日寇蹂躏，常熟人民奋起反抗。《常熟·1937》充分揭露了日寇的暴行，给予国人强烈警示。新四军东进常熟，常熟人民的抗日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以常熟为中心的苏（州）常（熟）太（仓）地区建成了苏南抗战的堡垒。《常熟抗战史印》对此作了详实而生动的记录。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常熟各项建设突飞猛进，这在《常熟文史》文稿中有着真实的记载。把常熟已出版的文史著作，按其记叙的年代依次排列下来，无异是一系列特色鲜明、感人至深的爱国主义教科书。
其次，常熟的文史著作，揭示了常熟文化的源远流长。即使从春秋时期常熟言偃北上向孔子学习、学成回来传播孔学算起，常熟文化也有两千四五百年的历史。魏晋以后，常熟文化崛起，“一直流传至今的许多精致文化形态，如琴、诗、画、印，乃至私人藏书等，一一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自成流派。”（许嘉璐：《虞山文化流派·序》）。据《常熟状元》介绍，有清一代，全国状元112人，常熟一地就有6人，这在中国科举史上是仅见的。常熟有好学上进的文化传统，有“耕读传家”的家风，常熟文化既尚文又尚武。新中国成立后，常熟文化大放异彩，迄今，已出了24名院士。作为学科开拓者、带头人，他们都有自觉的创新意识和先驱精神，尊重科学规律，他们一心爱国，尊师重道，立身清廉，为人师表。《院士风采》一书展现出常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第三，常熟文史著作为地方执政者提供历史经验教训，这对地方执政者提高和加强执政能力，很有好处。常熟文史著作的客观效益证明，文史著作的“资政”作用是明显的。譬如，《长河碎影》的内容之一，就是对历史教训的显示和总结。《胡绳笔下“千人会”》一文总结了资产阶级“不准革命”的历史教训。新中国成立后，“大跃进”时期到处报导亩产万斤粮，常熟也没有例外（《亩产万斤费思量》）。常熟文史著作为地方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所提供的资讯，对地方执政者如何搞好当前本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更有直接的现实价值。
常熟文史工作为何搞得这样出色？根据二十多年来对常熟文史工作的了解，我认为，主要是因为他们在下述几个问题上处理得好：一是在文史著作选题上“开荒地”、“攀高峰”。所谓“开荒地”，就是开辟前人没有开拓过的新领域，带有“第一部”的性质。如《常熟人民革命斗争史》是地方第一部革命史；《常熟抗战史印》是第一部地方抗战简史；《警钟长鸣———侵华日军常熟暴行口述档案》又是我国第一部地方老百姓的口述档案；至于《常熟状元》，以一个县的状元，作为研究对象更是第一部；将日本满铁上海事务所《江苏省常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翻译出版，更具胆识，客观上提供了日本侵华罪行的铁证，在中国又是第一部。所谓“攀高峰”则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如，《虞山文化流派》着重研究虞山古琴、诗歌、绘画、篆刻、书法、藏书等文化，揭示了虞山文化的“精”和“深”，比之前人的研究，更上一层楼。《素朴的敬仰》对常熟二十三位名人和普通百姓作了深入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上新台阶，被誉为“新中国的脊梁”。
二是因为常熟有一批学养深厚而又热爱常熟文史、热心文史的著作队伍。常熟本是人文荟萃之地，文化堆积之广之深，在全国县市中稀见。新中国成立后，常熟文史人才迭出，他们既有学问，又热爱乡土文史。常熟党史办、地方志办、常熟政协文史委员会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才能，于是一部又一部有关常熟文史的著作，持续不断地问世。尤为可喜的是，这支文史队伍已形成梯队。没有这样一支学问扎实、文笔晓畅而又热心常熟文史著述的写作队伍，常熟文史工作也不可能获得这么大的成就。
三是常熟档案馆的文化资讯工作富有改革和创新精神。除个别档案根据国家保密规定不对外开放外，99%以上的馆藏档案对外开放。他们从“等人上门查找老档案”到“走出门去‘创造’新档案”，为常熟的著名人物立传，建立档案。有常熟档案馆做常熟文史工作的后盾，《常熟老报刊》、《警钟长鸣———侵华日军常熟暴行口述档案》、《常熟乡镇旧志集成》等文史著作，也就比较快地问世了。其他如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博图部门也为文史研究提供了资源共享的便利和人才方面的支持，这是常熟文史工作成果迭出的重要原因。
最后，我们必须肯定，常熟市历届领导对常熟文史工作极为重视，他们把常熟文史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在人力、经费上予以保障。他们对文史工作的指导意见是中肯的，如常熟市政协主要领导对《虞山文化流派》、《常熟状元》的编纂就提出了凝炼精华、保证质量，使之成为“富有特色的文史精品、高雅精致的文化礼品”的严格要求，并将该项工作列为政协文史委2013年的头号工程。有了既重视常熟文史工作，又对常熟文史颇为内行的四套班子的领导，常熟文史工作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全国县市文史工作的璀璨明珠。
常熟文史资源极其丰厚，是个大富矿。我们相信，常熟文史工作者今后将进一步开发常熟文化的矿藏，写出更多更好的文史著作！■
（作者系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文学所原所长。本刊刊登时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