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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哉,常熟文化

做到了这一点,令人欣喜。如,对于虞山诗派的内部之异,依据丰富的历史文献准确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钱谦益宗宋,冯班宗晚唐,而钱陆灿宗盛唐。”这一结论颇为重要,因为虞山诗派的内在差异对清代其后的诗学流变影响甚著,宗宋与宗唐在清代诗坛延宕久远。虽然虞山诗派之后神韵派、格调派、性灵派代兴,但诗坛的这一核心话题始终没有改变。

详略分明,重点突出。诚如虞山诗派主将冯班所说:“一代文章,惟须举其宗匠为后人慕效者足矣。”(《钝吟杂录》卷五《严氏纠谬》)文化流派的盟主对于流派的羽翼、余裔具有垂范之效。如,其中对于虞山诗派之魁首钱谦益,当时“声光郁郁,学者望走歙集,若百川之赴海。”(瞿式耜《牧斋先生初学集目录后序》)因此,该书对钱谦益论述较详,而冯班、钱陆灿次之。同样,在虞山画派、虞山印派中对开宗立派的王翬、林皋着墨较多,这样的结构是十分合理的。

学风严谨。方志家乘一般具有谀表先贤,而鲜论不足的缺陷,像张元忭、徐渭所著的《万历会稽县志》那样严谨地指出会稽民风之失的著述寥若晨星。但历史文化的优点与缺点是客观存在的,指出其不足往往更具警示启迪之效。能否正视其不足,往往尤其能体现著者卓识。《虞山文化流派》一书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如,客观地指出虞山画派“后世学石谷(王翬)者不计其数,但成名者不多。”并深入地分析了其原因:“徒恃其稿本,转辗传模,形似而已,而石谷之秀韵清姿不能得,流为匠气。”该书的学术性还体现在通过多种方法客观地展现流派风貌,言之有据,令人信服。如,在论述虞山印派的流传脉络时,该书列有《虞山印派传承简表》、《近现代虞山印人录》。前者述其学脉,后者明其师承所自。再如,虞山印派林皋的里籍并无确载,如(同治)《苏州府志》则不著其里籍,仅有“林皋字鹤田,精篆刻,名播海内。”(清光绪九年刊本)是否为常熟人?该书并未轻下结论,而是从其篆刻作品中列举大量证据以说明,诸如,“生于虞山”、“虞山人”、“家在子游阙里”等,令人信服地判定了林皋的里籍。该书严谨的学术态度还体现在:常熟有一些历史文化现象虽然不享流派之名,但在中国文化中占据显著的地位和独特的价值,理应旌表其内涵与价值。如常熟的书法艺术,从唐代草圣张旭到“同治、光绪推为天下第一”的翁同龢,都是彪炳于中国书法史的大书家。该书没有随意冠其虞山书派,而是单列“虞山书风”一篇,对常熟书法名家的贡献作了一次历时的巡礼。

研究、探究历史文化,目的在于继承其优秀传统,光大弘远。《虞山文化流派》对于文化流派的流风馀韵润泽于现代文化予以高度重视,如论述琴派专列《当代常熟古琴》一节,论述画派专列《传承与流变》,论述印派也详论近现代常熟印学名家等等。这样的安排是十分有益的。

在一次绚烂的常熟历史文化回溯之后,不由得掩卷而叹:壮哉,常熟文化!■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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