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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常熟状元》有感:书香飘溢的地方2

区。例如,宋代两浙、福建、成都、江南西和江南东路五地中考中进士的人数,占全体进士人数的84%,同一时期中,此五地印书的总数为全国印本的90%。而西南贫瘠的贵州考中进士的人数最少,所印的书籍也最少。《常熟状元》中说,清代全国状元112人,江苏有49人,常熟一地就有6人。而张秀民先生《中国印刷史》中记载,清代除首都以外,江苏苏州的书坊是最多的。上文提到的常熟毛晋汲古阁,就属于苏州地区的书坊。毛晋曾是钱谦益的学生,他藏书八万四千余册,多宋元刻本。又曾校刻《十三经》、《十七史》、《津逮秘书》、《六十种曲》等,钱谦益称“毛氏之书走天下”,可见其影响之大。这种书籍与考试间的相互关系,清楚地说明了藏书、刻书等图书事业的发达,对普及教育与提高文化水平所作的贡献。

中国从隋唐起,就实行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在世界上实属罕见。英国李约瑟著《四海之内》中说,“学而优则仕”这个概念,首先提出来的是中国。确凿的证据说明文官的公开考试制度是西方国家在19世纪有意识地从中国学习来的。西方贵族世袭的原则不能使最优秀的人才登上最有权力的位置。客观的说,上千年来,我国出现了韩愈、白居易、王安石、司马光、刘基、徐光启、林则徐等能顺利通过常规科举考试,迈入政坛、文坛的社会精英,但也出现了李白、杜甫、毕昇、关汉卿、李时珍、毛晋、曹雪芹等未参加或未能通过常规科举考试的旷世奇才,他们是唐宋元明清留给后人最深刻而永恒的记忆,没有他们,中国文明的进程定会黯淡不少。就像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张怀西在《常熟状元》序文中所说,科举制度是“益弊并存”。

那么,中国科举制的弊端究竟在哪里呢?早在科举制诞生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已产生了孔子、老子、墨子等伟大的思想家。隋唐以后,通过科举考试踏上仕途成为读书人的主要生存之道,而科举考试着重考核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文史知识。重复就意味着停滞,由于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将大量精力耗费在读经求功名上,没有对新知识的渴望,其创造天性就渐渐磨灭了。于是,当19世纪西方“具有智力”的列强闯入的时候,主要靠科举入仕者掌管的国家就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在此国破家亡之际,科举考试的内容与社会实际需求已不相适应,科举制的弊端也日益显露,而域外强者的理论观念自然被吸纳进来,科举制也随之结束千年历程,成为历史陈迹。

就在几天前,经合组织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65个国家的总体排名中,英国中学生的学习成绩远远落后于中国上海地区的学生。但是直到今天,英国的披头士音乐仍有无数粉丝追捧,劳斯莱斯汽车也仍在世界各地奔跑,这些成就同样是让我们感到较难企及的。据肖宪、张宝昆著《世界上最成功的教育》一书介绍,智慧在犹太人心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智慧与知识不一样,知识是说你知道某一样东西,而智慧是你怎么样把你知道的东西和日常的生活结合起来。或许我们今天需要改变阅读习惯,营造良好氛围,努力把所掌握的知识都尽可能升华到智慧的层面吧?总之,阅读《常熟状元》,可以引发思考,以便于今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的真实,知道我们以前走过怎样的路,最终能以此为参考,对将来应走的路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正如张怀西副主席在序文中所说,此书既可存史资政,又可励志育人,还可推介宣传。■ 

(作者系南京图书馆研究部(国学研究所)主任、研究馆员,国家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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