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潘建峰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市场经济充满活力。当时的教师待遇远不如现在，相比于其他行业，教师的收入和付出实在是不成正比。有少数同行辞职下海，其中不乏成功者，但大多数教师依然坚守着三尺讲台，默默奉献。
工作和生活是繁琐而又清苦的，但同行们自有办法苦中作乐。每到周日，我们几个酒友常常相约小聚。冬天往往是去羊汤店，其他季节到小饭店，付款的方式基本是轮流买单，有时大家分摊，叫做“劈树柴”，后来才知道这是年轻人中流行的“AA制”。喝的酒是低劣的，去羊汤店一般喝大坛的黄酒，五十斤一坛的那种，酒味较淡，豪爽者能一口气灌下一大碗。到小饭店一般喝白酒，有一种玻璃瓶上贴红色标签的低度高沟酒，商店里是用玻璃丝线十瓶扎成一捆卖的，每瓶的价格还不到两块钱，我们叫它“挑船头酒”，其实味道还可以，我们喝了好几年这种酒。常跟我一起喝酒的同事有老周、良良、顾先等几位，还有镇上供销社的峰哥，他们年龄都长于我，老周、顾先、峰哥几个酒量都不比我小，亮亮开始略逊，后来竟也日趋进步。喝酒的人总会有醉的时候，当年一起喝酒的同事都留下了不少小故事，至今提起，仍是笑谈。
同行曹老师写了一篇《冰烧酒的故事》，登在常熟新闻网“乡村文学”版首页，故事中的主人公应该是我。事出有因，待我当事人慢慢道来。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最休闲的生活就是节假日一杯小酒在手，慢慢细品，佐酒的菜肴从不计较，但一定要有一本好书相伴，虽没有古人《汉书》佐酒的风雅，但边喝边阅读，能使人专注，平心静气地细细品味文章。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坛有不少活跃的青年作家：叶兆言、苏童、格非、王安忆和迟子建等等，那时我读了他们的大量作品，至今我仍喜爱这些名作家的作品。有一个周日，中午简单炒了两个菜，想起家里过年时存放的一瓶高度白酒，拿出来斟满一茶盏，摊开《收获》杂志，边饮边读。才喝没几口，听得门外自行车铃响，是良良来了，当时他是学校教导主任，但学校里一般没人叫他主任，多数唤其乳名“良良”。良良没有下车，只是稍作停顿，喊了一声：“小潘，到海味斋吃酒！”。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了，看看刚倒满的一茶盏酒，浪费了可惜，随手放到了冰箱的冷冻室里，然后也骑自行车去海味斋了。隔了两天吃晚饭时才想起冰箱里还有一茶盏酒，拿出来一看，碗沿上结了一层冰，酒还剩六七成的样子，酒微微泛着淡黄色，竟觉得蛮有诗意，油然想起李白的“玉碗盛来琥珀光”，啜了一小口，只觉得凉丝丝的然而又是温醇的一条线直往喉咙里钻，比平时喝的酒要香醇得多，于是跟平时一样，慢慢喝，细细读。等到酒喝完，又看了一会书，站起来的时候突然感到一阵头晕，脊背一凉，打了个激灵，昏昏沉沉的赶紧到房间早早入睡了。半夜醒来，只觉得脑门发烫，还直冒冷汗。那时年轻，扛得住，第二天照样早早起来到学校去上早读课。过后忍不住把喝冰过的烧酒的感受说给同事们听，一时传为笑谈。是啊，喝酒喝醉不能算新闻，但一个人喝，自己把自己给喝趴下了，实在是太具备成为新闻的条件了。
同事中喝酒最豪爽的是老顾先，属于“宁伤身体，不伤感情”的那一类。但老顾有个优点，喝得再多也能骑着自行车摇摇晃晃安然到家门口，到了家里就不行了，连楼梯也走不动了。当时有首流行歌曲叫《九月九的酒》，其中有几句歌词是这样的：“亲人和朋友，举起杯，倒满酒，饮尽这乡愁，醉倒在家门口”。老顾女儿是个才女，那时还在读初中，以“醉倒在家门口“为题，作文一篇，描摹父亲酒醉回家后自己和母亲一起照顾父亲的情景，写得可谓妙语连珠、情深意切，读来令人拍案叫绝。现在老顾女儿已在夏威夷定居，老顾每年要去女儿家住一段时间，远在异国他乡，想来老顾不敢畅饮了。老顾跟我一样，不懂洋文，喝多了的话，真要找不到家门的，那可真是要出大洋相了。
（海虞镇文学协会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