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凯新
拔 鱼
旧时到船上购买山地货，如荸荠、山芋、白菜等，均称为“拔”。可能是指船舱较深，货物均需拔至舱面甲板之故，咸称为“拔”。“拔”货购物，均以各行业特制的竹筹为单位。各行业在竹筹的上端，制成独特的形状标记并染上各种颜色，还用火漆烫成行业字号，以示区别，更防另行假冒。竹筹下端，就用火漆烫成数码，均用大写“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为记数，每1元为1筹；按质论价，每筹几斤。“拔”黄鱼，是福山港最闹猛的季节，盛况超过三月廿八的庙会。
先说发筹。发筹，实际上是指购买者先付款买筹。鱼行会根据各船报来的实捕舱位，预计出售实际的筹量。船方以卖鱼所得之筹，与渔行结算鱼款。断不能出现有筹而无鱼的现象。否则鱼行既要赔偿持筹无鱼者的损失，还要倒贴“洋船”损失费。新中国成立后，改筹为纸质票额。但实际效用等同于筹。
福山港上大弄口广场，历来是发筹的场所，可容纳几千人。广场西侧一长溜号房，充作发筹之用。对应各个号房，用木桩连结草绳相隔。然而“拔”黄鱼大军蜂涌而至。东起东乡十八镇，西至杨舍、十一圩港，南涉厢城水乡。波及邻近几个县区，影响之深远，无可比拟。只见“拔”鱼大军肩挑车载，马驮船驳，浩浩荡荡挤满了整个福山街、港。特别是港上，凡有空余屋舍，皆成临时客栈。各家各户都在接待亲友，为的是“拔”黄鱼。从铜坝桥到卵泡圩，从人头上看，全是草帽；从脚下看，全是草鞋；看腰间，挂满蓑衣。肩上扛着扁担、络绳、叉袋和麻袋。清一色的平民，清一色的穷人。为何如此摩肩接踵，以至水泄不通，成为民间老百姓的盛事呢？到底是什么原因，下文自有解析。
挤破了头，站酸了腰，总算买到了筹。但并不等于“拔”到了鱼。拿了筹码，到哪条船上去“拔”？哪条船上的掌秤者是谁？如何选择？这里面大有学问。如果能“拔”到质量上乘、斤量合算、称心如意的好黄鱼，这样一年有望合家欢喜，才是上上大吉。因为最好的鱼是“北洋”（黄海）的小黄鱼。这种小黄鱼个体呈金黄色，肉质鲜美。每筹才五斤，略为一般的则6--7斤。再次一等的7--8斤。最次在9—10斤左右。至于那些带有异味、甚至有臭味的，每筹在12斤开外。开舱观鱼色论定斤量的权限，全在掌秤者的嘴里。这时，船方会和掌秤者争论一番，甚至面红耳赤。更有盖舱不卖的情况出现。读者要问：同是出海捕的“北洋”黄鱼，差距会有如此之大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全在老大身上。若是老大经验丰富，捕鱼水平一流，识得天文水情，追溯鱼群到位，那只需狠下两网，就能满舱。这样用时短，且收获又丰。他这里已经扬帆回港，别的船还在游荡。立即返航的鱼儿色泽新鲜，鱼肚还是鼓的。“拔”到这样的上乘黄鱼，放上几天都算得上是新鲜的。虽说每筹斤量上少一些，但普遍受人欢迎。若摊上个水平不怎么样的老大，下了好几网还总是逮个鱼群尾，平不了舱。返航吧，连这个航次的本还不够，只能在海上多飘几日，找机会再行下网。这样即使能勉强满舱。由于所网之鱼并不是一群的，个体大小不一虽不说，早捕上的已在舱里发臭，晚捕的则挤压在舱面。这样耽搁的时间长，鱼儿不新鲜，卖不起好价钱。只能每筹十几斤，换个本。待这些船回港，那首批回港的精明的船老大，早已补齐了食品、淡水和盐，再行出海捕鱼与大海搏斗了。这番出海将捕捞“南洋”黄鱼，“南洋”黄鱼比“北洋”黄鱼个儿大，但肉质不及“北洋”黄鱼。故而没有“北洋”黄鱼吃香。但鱼群大，渔汛也比较长，福山港的黄鱼，以此类黄鱼为甚。
等这两期小黄鱼上市后，最后收尾的是舟山渔场的大黄鱼。此类鱼算是最差的，最卖不起价钱。当时的人们对此最不稀罕，与现时的观念正好相反，倒了个儿。
到船上去秤鱼，才能算是真正的“拔”黄鱼。“拔”鱼的人，经过几昼夜的排队，忍饥挨饿买到了筹，已是元气大伤。紧接着又要经过一番打听奔波，确定船号。还要排队上船秤鱼，可谓雪上加霜。若等到白天时分上船，还算好。若要轮到夜间，虽然船上汽灯高悬，但船只与岸之间，仅靠挑板维系。夜里挑着担子在挑板上行走，没有真功夫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期间，同行者之间会交替休息。不然，那离水面五、六米深、长十几米的挑板，空身走过已属不易，更不用说再挑着百十斤的担子，真个是心惊肉跳。晴天还好说，碰到阴雨连绵，雨水夹带着鱼筐里滴漏出来的鱼卤粘液，腥臭不说，挑板在脚下那个滑，真的是象沾了油。一不小心，连人带担子一齐跌入水中，也不是一个、两个。“拔”黄鱼之艰辛，可见一斑。
“拔”鱼者到了船上，待渔民将鱼从舱底装入竹筐，用滑轮吊到甲板上。付上筹后，由鱼行掌秤者秤鱼。秤鱼又全凭掌秤者的喜好，见是熟人、亲眷、朋友，或为之说尽好话，敬上烟者，则秤头高挑，甚至往外一酹，多个十几斤。否则，就……精明的人这时会退过一旁，另寻机会再秤。但老实人居多，也不会察言观色，更无力退出另寻别法。心想排了半天队，只要是鱼就秤吧。当然轮到秤时，是好鱼是巧意；轮到是发臭的，也没有办法。当然也有舱底是臭鱼，轮到自己时正好售完。新舱开盖却是金黄呈亮的好鱼。个中利弊也须凭几分运气。
福山当地的人，“拔”黄鱼轻松得多。这里有许多借巧之处，不消笔者在此多言。
当时的物质条件，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十里八乡“拔”黄鱼的，绝大多数是穷人、平民百姓。他们将鱼除尽内脏，洗净后将双尾相系，晾晒在竹竿或绳上。待晒干后，放入容器内，洒上黄酒去腥，密封。考究一些的，将鱼干放入黄酒甏里，捣实。再倒入黄酒、香料，用竹笋壳封口、扎实结。再用湿黄泥糊口，使之密封。然后滚动酒甏，让料酒均匀地附着在鱼干上。一个月后，取出即可清蒸，清香扑鼻、鲜美可口。随取随食，一直可以吃到来年的渔汛也不会变质。这既是经济实惠的平常百姓的家常菜，也是拿得出手的、待客的席面菜。故而人们不辞辛劳，远涉几十里来福山“拔”黄鱼。
写到这里，我想聪明的读者已找到了上述疑问的答案了。这也是老百姓们年年期盼的“苦”与“乐”。
整个农历四月，福山港就是在浓烈的鱼腥味中，街道在成万双草鞋夹杂着雨水、鱼卤的践踏下度过。鱼汛过后，天空晴朗。鱼卤晒干后点点白色的结晶，仿佛在告诉人们：“拔”黄鱼的艰与辛、喜和乐，就像这荧光剔透的晶体，永远留在老百姓的心间。福山塘水，潮起潮落又似乎在向人们诉说，“拔”黄鱼的故事，就象这涛声，年复一年……
（海虞镇文学协会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