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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外公

文 刘红

想起外公(1906——1979),眼前就出现他驼背的身影。他的驼背是十里八村有名的,那背弯得像一张弓一样。他驼着背,把手背着身后,默默地走在田间小路上。

外公因为常年在田间劳作,脸变成了紫里透红色,皱纹很多,跟罗中立画中的“父亲”形象十分相似。不过外公的眼睛要比那画中人大些,是双眼皮。总体看,外公就是一个饱经沧桑的农人。

外公除了驼背引人注目,他走路时还有些动作也颇让人疑惑:他会时不时地用手在他那宽大的裤裆处,前捣一下,后塞一下。因为他有“ 痔疮 ”和“ 疝气”。裤裆前面“疝气”发胀,他就用手使劲摁一下;裤裆后面“痔疮”外突,他就往里塞一下。村里人倒习惯了他这些举动,没有笑他的。虽然这样,他还能挑担,挑着担时还喊低声的号子,在田埂上跑,算是个壮劳力。

我和妹妹幼时就跟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和他们一起度过了十多年时光。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那时,外公仍是个好劳力。那时他已有六十岁了。

他早晨总是很早就起来了。我幼时,每天早晨总朦朦胧胧能看到桅灯的光亮,听到铡刀铡山芋藤的声音。外公每天起来就是做事,铡猪吃的山芋藤,然后他就去街上买菜。

文革以前,街上的茶馆店里有吃茶和听书的,他买好菜有时会去听一会儿“书”。“书”就是苏州评弹,俗语称“说书”,一男一女两个说书先生说着《珍珠塔》《玉蜻蜓》一类。茶馆里都是外公这样的老头,一边喝茶,一边听书。后来“文革”了,茶馆里就不再有“封、资、修 ”的评弹了,外公也就不再去喝茶,他也没有资格去喝茶了。外公因为解放前开过一个米店,所以文革时也就成了批斗对象,说他是“反动资本家”。反正那时候要批斗人,上纲上线是没有止境的,“小店主”一下子升格为“资本家”了。

外公在大队革命委员会的学习班结束后,就在生产队监督劳作了。每天很早上工,很晚收工。扁担、铁掀、箩筐之类是他常伴的东西。他每天能挣八九分的工分。那时讲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劳动都要冲锋陷阵,外公因为有“辫子”抓在人家手里,劳动就特别努力,每天累得回来不知东南西北。

外公繁重劳动之余,喜欢抽一点烟,他抽的是“勇士”牌香烟。“勇士”牌香烟是上海产的,在那时很抢手,常常买不到。外公常常让我和表姐去街上买烟。那烟好像是一角九分一包,因为价廉,倍受农人的亲睐。

除了抽烟,他每天还要吃两包“头痛粉”。是那种白色粉末,一寸见方的小包装,三分钱两包。那包装纸是绿莹莹的,上面画着个愁眉苦脸的人手托着头正在头痛的痛苦样。外公不知为什么,天天头痛,天天要吃“头痛粉”,后来似乎有了瘾头,不吃不行,吃了才能干活。我常在上学路上帮外公买“头痛粉”,三角钱十五包。他吃头痛粉非常利落,把苦涩的白粉往口里一倒,喝一口水就咽了下去。至今我不明白那药是什么成分,大约有很多止痛的成分吧,现在药店里大约没有这种头痛粉卖了。

外公有点文化,识字,早年学过“生意”。后来自然用不上那点文化了,只在家里的箩啊筐啊的上面写“黄记”两个字。姓黄,写上“黄记”,免得扁担箩筐啥的跟别人家混起来。他写的字写得真是漂亮,就是旧时练过字的人的那种笔锋。普通的农具被他写上红闪闪的字,立刻好像不平凡起来。一般人家没这毛笔字水平,我们很为外公的字而骄傲。

外公还很会烧菜,是半个厨子,只是那时生活不富裕,也没见他很好发挥才能。外公买的最多的是街上一种咸的“小鱼干”,拿回来放在饭锅上蒸着吃,这是印象最深的最能下饭的家常菜。另外,他还会蒸糯米糕,做“兰花豆”,做蚕豆凉粉啥的。

外公揪出来打倒,一家人都觉得低人一等,是另类。有时外面孩子在家门口喊“打倒某某某(外公的名字)!” 我们一家人心情都不好。

后来,生产队安排外公养猪了。外公所在的生产队有一个养猪场,那是贫下中农的猪场,是重要的地方,能让他养猪应该也是对他的信任。那时,毛主席对养猪有指示,说:“一头猪就是一座肥料加工厂。”所以养猪责任重大,很有讲究。

讲究之一是提倡“吃生”,就是不给猪吃“熟食”,“吃生”节省能源,是普遍推广的“革命”经验。生产队的猪棚在一条小河边,为了让几十头猪吃生,外公起早贪黑,在河边捞“水浮莲”、“水花生”和“水葫芦”,把这些东西捞上来,要铡细,要拌上糠皮,才能喂猪,工作量很大。水浮莲和水葫芦应该没有太大的营养价值,只能填填猪的肚子,所以那时猪长肥的速度很慢。

外公整日劳作,他的手一到冬天,会裂一道道口子,手上缠贴了无数橡皮膏。外公的手与下图的手是一模一样。

那时,在外公眼里,现代文明就是有“头痛粉”、“桅灯” 和“橡皮胶”,是每天晚上要贴的,贴了才能让手上的裂口长好。

新贴上去是白的,不久就变了黑的,劳动时沾了水,橡皮胶就一条条地拖下来。晚上,我要帮他剪去耷拉下来的旧橡皮胶,重新贴上新的。我人小眼睛好,但也常看不清裂手上裂的口子究竟在那里,他的手“沟沟坎坎”太多了。他自己的眼睛更是看不见,只知道哪里疼就要我往哪里贴。

外公养猪尽心尽力,和猪自然有感情。每当外公养肥的猪,要装到船上卖掉了,那猪狠劲地叫,外公很是舍不得。听着叫声,他觉得疝气部位隐隐地疼,用手捂也没有用。后来到医院去看了,住进了医院,查出来不是疝气而是癌症,已没有治好的可能了。

外公离去是一九七九年的正月初三。那天他神志已不太清楚,但知道大去之期 就要到,就呜呜地大哭。队长来安慰他,说他养的猪很好,说他对队里是有功劳的,他似乎听到了,渐渐平静下来。

那天晚上,外公离开了他很辛苦劳作过的人世。

(海虞镇文学协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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