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文龙
1953年夏天，我们村的十几户农民组织起了“互助组”，组员一致推选我父亲当组长。
所谓“互助”，其实是换工（村民称“盘工”），今天我帮你，明天你帮我。农活的种类很多，有车水，莳秧、搂草、割稻、掼稻等等。盘工自带工具，不留饭。这种盘工的方法在农忙时尤为重要——根据各家的需要，几个人或十几个人到某家地里，集中力量在一天内干完某一农活，明天又换一家，这样不仅功效高，而且能抢季节。我父亲主要是根据各家农事的需求，统筹安排，尽量使每家都满意。
那时没有会计，给别人干了活怎么记账，怎么算工酬呢？我父亲想了个土办法——写工票。每天干完活，黄昏，组员都到我家来领工票。当时我读四年级，是组员里唯一的“念书人”，父亲就要我为大家写工票。
工票的纸是父亲到南货店去讨要的包装纸，赭黄色，较厚，裁成扑克牌大的纸片。那时我还没有钢笔，笔袋里只有铅笔和毛笔，可铅笔字淡而不清，不宜写工票，父亲要我用毛笔写，可那时我只写过“描红”，虽然写得有点模样，但从没有练过小楷。我说：“我不会写小字。”父亲鼓励道：“先试试，也许能写好。”无奈，我只好硬着头皮试试。我用“金不换”在砖砚里磨好墨，掏出中楷毛笔在砚里蘸了几下，在昏黄的棉油灯下开始写工票。父亲在一旁口授：“第一行写‘陆康男家莳秧’。”也许是心里紧张，我握笔的手抖抖瑟瑟，好不容易写完了6个字，可有大有小，歪歪扭扭，而且“莳”字写成了“时”。坐在对面的福林叔探头一望，夸奖道：“小脚色写得真不错！”其实他根本不识字，但受此鼓励，我紧张的心放松了许多。父亲又说：“第二行写‘壹工’两字。”那时记工，有点像“大寨评工”，不管力大力小，都是一工，组员之间从不斤斤计较。第三行写“陆康男出”，意思是陆康男付出的工票。最后一行写父亲的名字，我想，这大概是作见证人吧。名字下，父亲用一枚梓树小方章盖上印，上面就留下了“陆松寳 ”三个红字。至此，这张工票就算生效，待墨迹和印色干后，交给陆康男，他再分发给“互助”他的人。
工票一般每月结一次，到时，组员们带了工票到我家，相互抵换。例如，陆海根持有陆洪兴出的20张工票，而陆洪兴持有陆海根出的15张工票，两人抵换后，洪兴还有5张工票在海根手中，就按当时的工值付给对方钱或米，然后收回工票，自己收藏或销毁。
我为互助组的叔叔、大伯们写工票，完全是义务的，时间长了，我和几个年轻的组员成了好朋友。有位叫陆明明的小伙子，是个能挑300多斤重担的大力士，农闲时常到我家来玩，有时带来煮熟的野菱或鸡头子，边吃边听我父亲讲“薛仁贵征东”的故事。冬天，池塘里结了冰，有时，他会敲下一块筛子大的厚冰，边上钻个孔，系了绳子拎到我家，挂在茅檐下的树钩子上，让我当锣玩，如果敲碎了，过几天他又会补上一块。
到了1955年，互助组的组员都参加了初级社，社里有了会计，从此，我就不再写工票了。
60多年过去了，童年时的许多事情已渐淡忘，但写工票的那段短暂经历却一直记在我心中，成为我美好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