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孩子不爱胡思乱想。我小时候爱读书，看《镜花缘》，树林里有糖葫芦那么高的小人骑着小马，这叫“肉芝”，吃下去就能成仙；如果你没有吃到，还有一种蹑空草，吃完就能和超级玛丽一样，一跳上房、再跳上山，摘桃爬树完全不在话下。小时候我也背了很多古诗，什么“人生不作安期生”、什么“归来恰似辽东鹤”，并没有背成一个淑女，反倒满脑子都是怎样才能得道成仙。成仙多好啊！丁令威想去哪里就变成一只仙鹤，谁也追不上、谁也捉不住。安期生吃的枣子像西瓜一样大，而且他活了几千年，并不做什么正事，只是在吃枣子。
然而我度过童年的时代并不是一个鼓励儿童想象的时代。大人们皱着眉头说：“这个小孩想得太多，不切实际。”小孩之间却也流传着大人们想要升官发财或者延年益寿而被骗光积蓄的故事。大人看不懂孩子的乱想、孩子看不懂大人的荒唐，却不知道我们人类可能就是这样，面对劳苦无奈的世间、无人了解的委屈，期待一种超乎日常的自由和解脱之道。相信世上某处尚有灵异之事存在，多少能让那些觉得活得没劲的人们打起一点兴趣，把生活继续下去。
中国神话中有昆仑、蓬莱两个神仙系统，但八仙故事成型较晚，约在宋元时代，并不属于文明演化初期的故事，也不涉及开天辟地等宇宙观内容，因此它更应该归于传说（legend），而不是神话（myth）。因这两种文体的不同，其叙述流传的方式也不一样，传讲神话的人煞有介事，而演绎传说的人添油加醋。八仙故事因此就越来越庞杂、越来越离奇，渐渐变成了没头没尾的一大套。把哪些仙人拉进来，把哪些仙人踢出去，吵到明代才达成协议，连究竟是怎么成仙的、到底谁度的谁也不清楚。可是人们还不罢休，八仙反正已经成仙了，再也不会死了，每过几百年，就又有人让吕洞宾穿越过来，写出一大套热热闹闹的故事。
果然八仙故事的生命力至今不衰。热爱卡夫卡和《海贼王》的现当代文学博士常立居然又写了一遍。据我猜测，他这样写，完全不是因为“传承传统文化”的责任感，而是如古往今来所有听故事和说故事的人一样，听得入迷、说得有趣。常立在写作这些故事时，经常半夜在微信群里自我激励“我要把非主流的老百姓的心声传达出来——成仙就是为了可以好吃懒做”。他挑灯写作的辛劳情境与此誓言形成鲜明的反差，可见在想象的世界里充分满足好吃懒做的愿望，恰恰能使我们在现实的世界里充满动力。
“八仙故事”在无厘头的表象下存在着真正的智慧。“神仙世界”理应华贵庄严，但这八位神仙却颠三倒四、乱七八糟、来路不明、衣冠不整。总之什么离“神仙世界”越远、离市井生活越近，在他们身上就有什么。这样的反差平衡了人们在善恶、美丑、祸福之间的绝对性追求。既然在八仙故事中，乞丐与国舅可以互相度化、铁拐李英俊的肉身被老虎吃掉了，元神可以捡一具瘸子的尸体用，依然活得痛快潇洒，那么我们原先对某一观念或事物的执着也可以在听故事的笑声中渐渐松动。一直到我们长大，对“八仙故事”的记忆默默变成了一种接受心理：没来由地相信那个邋遢大王也许不可小视、那个睡神也许前途无量、那个挥金如土的家伙也许真的热心公义、那个坏脾气的老伯也许本质善良。我们这样想得越多，世界留给我们的空间就越广阔。然而这一切都是无法通过说教获得的，只有在儿童时代充分地活在故事里，才能养成包容一切、接纳完整、柔软而灵活的心灵。
总之，阅读八仙故事吧，接受八仙故事赋予你的想象和演绎的自由。像千百年来的所有作者一样，似是而非地听它，活灵活现地讲它，把自己读得乐不可支。也许你会发现吕洞宾正坐在门口那张座位上，放下他的宝剑，举起一杯酒，说：“小兄弟，干杯。”
南开大学文学博士、江南大学副教授黄晓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