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业余爱好文学。写小说和散文我是不敢想的，那是多么神奇啊。要写，就写“豆腐干”那么大的简讯试试吧。当时我的单位有份内刊《航运通讯》。奇怪的是，这上面从未看到我公司写稿人的名字，都是其他单位里的人写的稿。怎么，我公司有一千多名水运职工，这么大的企业，难道没有人来写稿？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我不服气，别人不写，我来写。那些日子，我扮演“土记者”的身份，白天下船队，到港口、航道、码头等地进行采访。晚上回到家里，把卧室当作临时的书房。小桌上摆着一支钢笔，半瓶蓝墨水，还有一叠格子拟稿纸。我在灯光下连夜写稿。完稿后，我把稿件装进信封里，贴上邮票，骑着自行车出门，把稿件投进邮局门口的邮筒里。
我的稿子在《航运通讯》发表后，对我的鼓励很大，特别来劲。在此基础上，我精心挑选一些好稿，寄给市广播电台。非常幸运，我的稿件被广播电台采用了。当女播音员甜美的声音播送稿子时，连我的名字也播了出来。我未免有些得意，就把这篇稿子播出的时间和标题记录下来，作为我写作取得成绩的依据。
我结婚时只有一间房，二十六平方米。很不错了。中间隔开，里面是卧室，外面是厨房。没有卫生设备，用马桶。哪来什么单独的书房呢？老百姓的生活在不断变化，邻居开始搬新房了，十分羡慕。妻子对我说，咱们也买新房吧。我说，好啊。生活总有缺憾。户型好，采光足，地理位置佳，房价贵。郊区的房子相对便宜，但偏远。妻子说，不着急，总会有办法的。这句话，她常常挂在嘴边。我大房子买不起，只买了一套小户。还是缺少一间书房。我就在院子里临时搭建一个棚，当作厨房。原来的一间六平方米的厨房，改为书房。
搬到新家后，还房款的压力大，房屋装修只得放一放。书房里很简陋，连像样的窗帘也没有，玻璃窗上挂着旧床单，临时凑合。没有铺地板，先用塑料地毯来替代。业余写作，不管我写什么，不管是我写得出，还是写不出，妻子都很支持我，认为我干的是正事。尽管我们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她在书房里仍为我添置了书柜和一盏落地台灯。我极为感动。夜深了，我在书房里看书写稿，妻子为我做了夜宵，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什么的，感觉很温暖。书房里珍藏了一把小提琴。那是我在兵团垦荒时，父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写的文学作品，通常妻子是我的第一个读者。
文稿寄到杂志社或报社副刊部，能不能发表？我不知道。只有耐心等待，往往希望渺茫，石沉大海。好在，我对投稿的失败是有心理准备的。一旦收到退稿信，我会把这种不好受的滋味咽到肚子里去。不会告诉别人。偶尔作品发表，我就会轻轻地推开书房的窗户，看看路边的小树，看看河里的小船。微风吹来，心情舒畅，感觉很神圣。
1995年9月，我写了一篇新闻，写的是水运企业的育龄妇女，大多分布在船上，流动分散。计生工作特别难。公司派人深入船队，把计生工作做细做实。公司由“老大难”变成先进集体。我用挂号信把这篇稿子寄给了《新华日报》，不久就见报了。时任总公司副书记吴凤英看到报纸后，不仅表扬了我，还奖励我三百元。
如今，我拥有三十平方米的书房，比以前宽敞多了。投稿不一定用文字稿邮寄了，电子邮件投稿很方便，拨动电脑的鼠标，轻轻一点，几秒钟一篇文稿就发出去了。马上就会收到对方的自动回复。这些年来，我在《中国作家》等文学期刊发表一些作品，参加了市作协组织的“最美常熟”等一系列采风活动。还有作品入选《常熟文学三十年》。这与我的生活变化和写作环境是分不开的。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的那些文友们抒写时代变迁，创作了许多充满着诗意的美文。他们很浪漫，不仅在家里写作，还可以在办公室、宾馆、公园，甚至在汽车里写作。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地点来写作。可我还做不到。我习惯在自己的书房里写作。只有在这里，闻着书桌上熟悉的味道，看着守着自己的妻子，写起来才得心应手。妻子在我的书房里配备了空调、电脑、电视机和沙发。在阅读写作之余，看看电视新闻，听听音乐，轻松自如。累了，就躺在柔软的沙发上闭目养神，感觉很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