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弧
从汉字词义看，“元旦”之元，是首、始、第一的意思，元旦之旦，从“六书”看是个指事字，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表示早晨，引申为一天，则元旦就是一年中的第一天。因为年是地球绕太阳一周的一个闭合周期，故周期上的任意一点都可视作一年中的第一天。远古时代元旦并非都是正月初一。传说，夏以二月为正月，商以十二月为正月，古中国是否真有夏商二朝，形变可疑，但秦很确凿，它以十月为正月，汉行“太初历”，定一月为正月。此后各朝的“元旦”便都在正月初一了。王安石那首著名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标题即为“元日”，元日者，元旦也。
据称，元旦的名称自三皇五帝始已有5000年历史了，这可能有点夸张，还是从汉武帝算起比较妥帖。
中国的历法一向发达，教科书所称“夏历”据称有近5000年之久，但夏历是“阴阳历”，阴的本意是月亮，月亮绕地球一周为“一月”，阳是回归年，用十二个月去凑一个回归年，年数越多，误差越大，故夏历需时时更新常常重建。彼时吾妻怀孕37周住院临产，我老大疑惑，不是“十月怀胎”吗？后来才明白，科学意义上的月，是27.3天。
说句对祖先失敬的话，近古时代的中国历法在科学方面还真是进步缓慢，一则没有地球概念，二则没有三角函数及成体系的几何学，尤其要命的是三，历法首先是神学、玄学，其次才是科学。儒学奉行“天人合一”的理念，他们是这样教导皇帝爷的，人在做，天在看，一朝一姓统治的合法性、正当性，天会一一示以征兆，如日食、月食、彗星出没，乃至地震海啸等等，皆具特别含义。天文观察于是包含了王朝兴衰的秘密，历学于是成了寻常百姓的禁忌——私观天象，罪当族诛。
古人干支纪年，60年一轮回，农历纪时，十数年一校准，在单纯的农业社会，倒也自恰。时至17世纪初，西方文明因了各国传教士的前仆后继，日渐东侵，旧历的不便被不断放大。顺治二年，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在与徐光启等合作而成的《崇祯历书》的基础上，删繁就简，筑漏补阙，编成100卷本的《西洋新法历书》，顺治帝钦名《时宪历》，颁行天下，中国旧历与西洋新历至此相融相恰，虽然那时还没有阳历一说，但《时宪历》已经与太阳历建立起了一一对应关系——这是民国肇始即行公历的先决条件。
不过，汤若望还是蛮可怜的，70多岁将死的老头，上呈的历书只算了100年，遭朝中历学家弹劾：俺大清难道只有100年命祚？被判凌迟，幸得美丽可人的孝庄皇太后垂怜，免于一死，而他的几位清国助手，终成冤鬼。
辛亥革命初，孙中山本欲以“黄帝”纪年，毕竟不合时流，遂于1912年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宣布，中国改用世界通用之公历，定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1月1日。民国3年，北洋政府内务部有“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呈文，“春节”作为元旦的别名由是诞生。
新法易行新政，新政难改旧俗。向来中国，一年四大节，元旦，端午，清明，中秋。元旦既为岁首，自然隆重，又兼前近冬至，后挨元宵，时在冬季农闲时光，古人过年的喜庆气氛，不难想象。老舍作于1951年的《北京的春节》，若一幅民俗民风长卷，快乐、温馨，醇厚、隽永。老舍生于1899年，他的童年在清朝的尾巴上。可见，元旦固改在了公历1月1日，“过年”却还是在农历正月初一。
古人拜年，不一定亲往，着人送名帖也行，主人不在或时间太早，可挂主人家门上，久而久之，有人过年就在大门上挂红布袋以盛名帖，而送帖者亦以红纸包帖。“红包”的习俗或由此而来。
笔者的童年，在“文革”的尾巴上，情势固不可与老舍同日而语，食物的丰沛充足，父母的眷顾怜爱，众长辈的宽怀纵容，一一如在目前。那时，吃固然重要，但红包更具诱惑力。也因此笔者女儿还在襁褓中，我就年年发红包，至18年后她高中毕业，也积成老大不小一笔钱。可惜，她一拿到钱就送股市里去了。
春节将临，祝亲戚朋友们快乐安好，过年不忘发红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