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生豪携着新婚妻子避难常熟前，已经逃过了数次生死之劫。
1933年开始，朱生豪在上海世界书局当英文编辑。业余时间搜罗各种莎士比亚戏剧版本资料，着手准备翻译全集。可是，1937年7月，日本鬼子全面侵略中国。8月13日，日机重点轰炸上海。炮火中，朱生豪从虹口区逃入租界，随身只带出了一只小藤箱，里面是几件单衣、英文《莎士比亚全集》一部和零星译稿。
1941年11月，在英租界《中美日报》当编辑的朱生豪，被冲进孤岛的日军士兵用刺刀驱赶出报社，存放在办公桌里的诗词手稿和其他资料，全部被日军烧毁。
来到常熟避难，他重新修订翻译计划。决定打破原定莎翁37种剧本的编排次第，按各个剧本的情节性质，分为喜剧、悲剧、史剧、杂剧四大类。朱生豪是浙江嘉兴人，杭州之江大学中文系毕业，中文和英文受到良好的训练，在大学中组织“之江诗社”，有才子之称。当时，他的弟弟朱文振在中央大学读外文系，听到了他准备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大为赞赏，写信给他说：“在学校中听说过，日本人嘲笑我们中国是没有文化的国家，连老莎全集的译本都没有。如果能把这一工作完成，可以说是英雄的业绩。”这番话，使朱生豪受到极大鼓舞。从此，他把这一宏愿作为人生的全部追求。
他在常熟翻译的条件十分艰苦，手边仅有两部字典，一部是《牛津辞典》，一部是《英汉四用辞典》。译完《暴风雨》《仲夏夜之梦》之后，稿纸不够了。为了节约纸张，他把四百格一页的方格纸，正反面都写上，每页写满了一千字。在常熟的七个月中，他每天不是抄写，就是读英文原著，从来不上街闲逛。秋天到了，宋清如唯一一次拉他到兴福寺玩了半天，回来后他懊丧地说：“你让我做了半天无业游民。”到1942年年底，朱生豪将9种莎翁喜剧全部译完。
1943年初，春节前的几天，时局稍有稳定。在嘉兴的二弟朱陆奎写信来，请他们回老家居住。这时，宋清如快要生小孩了。于是，夫妇俩带着简单的行装，告别常熟，搭乘苏州班轮船，回到了嘉兴。
在常熟，他们住了七个月。从此，朱生豪再也没有回到这条梦牵魂萦的小巷。
如果我们能确切地找到他们居住过的故居，也许，我们可以在门口挂一块铜牌，上面写着：朱生豪翻译莎翁8种喜剧的地方。就像上海的多伦多路一样，变成文化名人的纪念地。因为，就在我这次踏访西仓前小巷，我发现了小巷深处有多处文化名人的故居。就在这条街上，我看到了藏书家丁祖荫缃素楼的文物石碑标记，推门进去，原来三进老式的厅堂，残留着昔日的影子。这处老屋，郑振铎梦寐以求想来访书，都没能如愿。这处老屋，连当代藏书家韦力都没能细察。他在《中国版本批校本》一书中谈及丁祖荫，这样说：“其藏书处为缃素楼，二年前笔者访得旧址，已荡然无存，仅立一碑于旧址。”我不知韦力此说何所指，是说丁氏缃素楼无一藏书，还是指房屋无一幸存？目前全国几乎所有留存下来的私家藏书楼，因为书籍散失和保管的原因，早就只剩空架子了。而丁氏由明代“壶隐楼”改建的缃素楼，其房屋老旧破损，但基本框架还在，有好几户居民住在里面。我估计，韦力没有推门进去看一看，所以武断地说了“荡然无存”的话。
再说旧话。回到嘉兴，一边是宋清如生养孩子，一边是朱生豪埋头译写。由于家境贫困，缺乏营养，病魔悄悄潜入朱生豪体内。为了养家活口，他夜以继日翻译作品，完成上海世界书局的约稿。到1944年的春天，他陆续译出了莎翁全部悲剧8种，杂剧10种，史剧4种，加上在常熟翻译的喜剧8种，一共31种。1944年12月，结核病侵袭了朱生豪病体，他突发高热，急剧恶化，于12月26日长辞人世，终年32岁。这年，怀抱婴儿的宋清如才33岁，朱生豪留下6部莎剧还没有译好。
极度的悲痛没有压垮宋清如。她和朱生豪从杭州之江大学开始初恋，十年相恋十年书信。她从不相信什么佳女配才子。她是才女，她是翻译家，她要继承朱生豪的遗愿。此后的人生，她只赶着两件事，抚养刚满周岁的儿子，替亡夫完成莎士比亚的翻译出版。
1948年，宋清如独自完成朱生豪180万字遗稿的全部整理校勘工作，写下译者介绍，交由世界书局出版。
1955年到1958年，她自费赴成都，在朱生豪弟弟的协助下，翻译完成了朱生豪未竟的6部莎剧。那三年，她恍惚回到了“你译莎来我做饭”的岁月，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这位常熟才女，演绎了浪漫的情怀。她和朱生豪共同署名的诗集《秋风和萧萧叶的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嘉兴市重修了朱生豪故居，故居前，巍然屹立着朱生豪和宋清如相依相偎的铜像。我试想，常熟的某处故居前，也能有这么一个才女的面影。三生石上，或许可以镌刻她的一首诗：
我记起——
一个清晨的竹林下，
一缕青烟在缭绕；
我记起——
一个浅灰色的梦里，
一声孤雁的长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