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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挺的“旧道德”

王尧

1938年2月4日的这一天,长沙大雨,冰雹纷落,间或雷响。去年的今日,郑天挺夫人周稚眉(俽)在德国医院去世。郑天挺在日记中说:“思之黯然,热泪欲出。”

在此后的几日中,郑天挺几乎沉湎在追思夫人的疼痛之中。2月6日是夫人周年忌日,郑天挺竟日未出,思绪万千:“此一年中,春间则晟、昜两儿病猩红热;夏秋则危城孤守,苦撑残局;及冬,复离家远征。忧难相寻,无可告语。每当谈笑极欢,或危患卒至,恍若君犹在市,及一凝思,始觉隔世。此情此景,最为神伤。”当日罗常培、罗庸、陈雪屏、魏建功几位数度来敲门,罗庸约郑天挺出门吃面条,罗常培也往返几次约往校外便餐,郑天挺都推辞了。晚饭时间过后,罗庸再来约谈,郑天挺才和罗常培、陈雪屏、魏建功一同出门。当晚,罗庸以近作相示诸友人,郑天挺特地在日记中抄录了这首颇能反映他们征程与心境的诗:“寂历蛮荒道,间关犯雾行。偷生餘半壁,忍泪望中兴。亲舍空云海,家书匿姓名。戈声惊独夜,万马正东征。”这一夜,郑天挺“反侧不寐,泪沾衾茵”。每逢夫人的忌日,郑天挺都会在日记中记下自己黯然、怅然、凄然的心情。

元宵节的前夕,郑天挺和姚从吾、魏建功等踏月登天心阁,他又触景生情:“忆及民国十一年元宵节,与稚眉夫人登新世界,不禁怃然。”郑天挺追思夫人和先人的文字散见在日记中:“今日清明,北平不知情形何若。想儿辈又不能出城上坟,思之怆然。”(1938年4月5日日记)“今日先妣陆太夫人冥寿,昨晚枕上计之,正七十岁矣。月前函告诸儿,至期上供,但未告义七十冥寿,不知家中备理如何,客中惟北望默祷耳。”(1938年5月13日日记)6月2日是端午节,郑天挺在日记中又记“凄然”:“去年今日祭祖毕,诸儿为余贺节,余念稚眉夫人,泣不能自止,忽忽又一年矣。只身万里,不觉凄然。”那几日,也在蒙自的罗常培、陈雪屏多次建议郑天挺续娶,他都“珍重谢之”。

在旧式的婚姻中,郑天挺和周稚眉也活出了刻骨铭心的感情。终身未再续娶的郑天挺后来在《自传》中说:“1937年春节,别人都愉快地过节,而我家却出现了不幸,我的妻子周俽因难产病逝于北京德国医院。她是江苏泰州人,我6岁时父母已给我订了婚,但相隔太远,从未见面。1920年我大学毕业后,她家多次催促结婚,于是1921年9月我们在北京结了婚。婚后她对我关怀备至,我们俩一直感情极好,从未吵过嘴。我自幼丧失父母,缺少天伦之乐。成家后,添人进口,经济虽有时拮据,但却感到了家庭的欢乐。她长我2岁,逝世时也不及40岁。家中遗下5个儿女,长女不过13岁,幼子年仅3岁,因此她的去世,给我精神上极大的打击。我痛苦万分,但又无处倾诉,有两个时期,我甚至经常念经以悼死者,藉以消除心中的烦闷。在此之后,有人也多次劝我续娶,但我见到一些友人重建家庭后带来的矛盾和不安,我私自下定决心,决不以家庭干扰自己的事业,从此以后,我就一直未再产生结婚的念头。”1939年2月24日日记便记录了诵经一事:“六时半起。赴校授课一小时。乘车归寓掩户,为稚眉夫人诵经一卷。”

和许多“五四”知识分子一样,郑天挺是在新文化和旧道德中思想和生活。——我阅读《郑天挺日记》不时想到一个问题是,旧道德在他们一生中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种旧道德不仅在生活中,在伦理中,也在思想和道路抉择中。被郑天挺称为“孟邻师”的蒋梦麟在西南联大不无争议,后来又随他的同乡蒋介石逃亡台湾,一直亲近左翼知识分子的费正清1960年在台湾重逢蒋梦麟,也用了“旧道德”来说他:“在我看来,忠诚于某位统治者的古代士大夫思想在蒋梦麟这一代人的身上还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他们并不会起来革命,更不会进行反抗。在战争年代里,CC系使得昆明的教授陷入饥饿的困境当中,当时蒋梦麟博士也是其中一位主要代表。他到底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了什么?我们当然不得而知。但他的确是一位仁慈且有毅力的官员。”我有时想,“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成功,或许就在于他们一直思想和生活在新文化与旧道德的双重秩序中,后来,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既远离了新文化,又失去了旧道德。

郑天挺伦理道德的养成和他成长的背景相关。在郑天挺去世后,他的表兄梁漱溟在《我对郑天挺教授家世之回忆》中说,郑的父亲郑叔忱与他的父亲“既结亲戚关系,又雅相知好”“光绪三十一年(一九零五)九月郑公在京寓病故,临终时亲友多人毕集,而公独托孤于我先父”。根据梁漱溟的回忆,1906年9月,郑母陆荇洲携子女旅邸天津,受聘为北洋女子高等学堂总教习。梁说郑母原有旧学,又吸收时代知识。到天津一年,患白喉病故。梁说:“京津相距不远,先父闻荇洲夫人病讯赶往照看,又重受托孤之命。夫人殁于急性传染病,俗名白喉,诸孤同在传染中,情势甚危。先父即提挈诸孤来我家中,由我先母负责抚育。”郑母病逝时才37岁,而郑只有7岁。接着大2岁的姐姐和一个弟弟又先后病逝,家中只剩下郑天挺和小他5岁的弟弟郑庆珏。

郑氏兄弟在梁家寄养的时间大概不长,梁漱溟和郑天挺谈及此事都语焉不详。兄弟俩在亲友的帮助下,后来寄养在姨母家中,此时他们的姨父母也早已去世。郑天挺在《自传》中回忆说:“家中有表兄张耀曾和张辉曾。是时耀曾正在日本留学,所以我寄居张家时,由张辉曾教我读书。他是搞程朱理学的,律己责人都很严,我思想上受他的影响很大。”大表兄张耀曾则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人生道路。结婚后的郑天挺到处兼职以补家用,1922年9月,时任法权讨论委员会会长的张耀曾让郑天挺担任他的秘书,在张的指导下,郑天挺编撰了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

1938年8月12日,郑天挺得张表嫂电,盼他即往沪;当天又得褚德勤书,获悉表兄张耀曾的噩耗。这位表兄“九一八”事变后参与成立“中华国难救济会”,又曾义务担任“七君子”辩护律师。8月15日,郑天挺的侄女来信,得知表兄生命垂危时的一句话是“汉口无恙否”,不禁泫然。在蒙自的郑天挺辗转越南、香港赴上海奔丧。郑天挺为这位表哥撰写了《镕西表兄象赞》,又作挽联。

在离开上海的前几日,辛亥革命猛将宋子靖(渊源)的夫人请郑天挺在寓所吃螃蟹,蟹和鲥鱼是郑天挺最喜欢的食物,他不禁又想起夫人周稚眉:“余最食蟹与鲥鱼,每春秋佳日自学校归,稚眉夫人常制以相候。”已经不食此味两年的郑天挺不禁怀想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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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浦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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