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十年动乱刚刚结束，一些青少年受“读书无用”“造反有理”等谬论影响，缺少信仰，无视规矩，不求上进，令人忧心。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尽管那时我们年轻的共和国还相当清贫，但人们的精神状态是昂扬的、积极的，人与人之间讲究友爱，生活里充满爱，充满希望。我急切地想重现这些美好的东西，让孩子们感受爱，感受美，陶冶他们的家国情怀，呼唤他们追求人生的价值，帮助他们构建较为健全的人格。出于这样的愿望，我写了两个取材于我少年生活的短篇小说《芦花公公》和《踏雪》，分别寄给上海的《少年文艺》和江苏的《少年文艺》。前一篇写的是我记忆中的一位卖草鞋的老农，后一篇是纪实作品，记述了我少年时收留一条狗的故事。不久，两篇小说分别在两家《少年文艺》杂志刊出。因为是同时刊出，难分先后，该是都能算作我少年小说处女作的。如是，我的儿童小说处女作居然是个双胞胎呢！
作品发表不久，江苏《少年文艺》主编顾宪谟先生专门从南京来常熟访我，鼓励我继读为他们的刊物写稿。上海《少年文艺》主编、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任大星先生来常熟少年之家参加一个活动，打电话约见我，同样鼓励我继续写少年小说。两位前辈都说我的气质适宜当个儿童文学作家，说我的文思和文笔十分适宜儿童文学的写作，坚持写下去或可成大器。
年轻人太需要师长的鼓励和支持了。在文学前辈的鼓励下，我一口气写出了一组儿童文学作品，刊出后得到了评论界的关注。著名儿童文学评论家周晓先生在《人民日报》著文推介我的作品，《儿童文学选刊》连续选登我的作品，并载文说我“成功地把乡土文学带进了中国的儿童文学”。
我的文学之路是从成人文学起步的。其时，我已经有不少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在《雨花》《上海文学》《清明》《芒种》等杂志发表。有中短篇小说先后选载于《小说选刊》和《中篇小说选刊》，还有作品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年度小说选集。可以说，我当时在成人文学创作领域已经小有成绩，而且发展势头颇见有劲。为此，不少朋友提醒我不要因为儿童文学创作而让成人文学创作冷下来。
我的回应是我会努力做到“两不误”。我确是这么想的，可接下来的发展告诉我，这个“两不误”是有点想当然了。
许多儿童文学报刊纷纷向我约稿。江苏《少年文艺》有一次派了青年编辑——后来成为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编辑家的刘健屏来常熟住下，坐等着我的短篇完稿。那一次赶写的是短篇《有一个小阁楼》。完稿不久，《少年文艺》又特邀我去东山雕花大楼参加一个小型笔会。编辑部所有的编辑都坐镇笔会，坐等着参会作家的短篇新作。在那一次笔会上，我当堂完稿的是短篇小说《河廊下，一条小船》。
与此同时，我的儿童文学写作常常能得到小读者们的推动。以《小巷木屐声》为代表的、我的初始阶段的作品，大多取材于我自己的儿时生活，期望把高尚的人情美传递给孩子们。一次，我在上海卢湾区少年宫参加儿童文学作家和少年们的联谊活动，《小主人报》的一位小记者采访我，说：“老师，你作品中的主人公纯洁高尚，但我们的大人们认为那些人物不可以学的，如果学了，会在现实生活中吃亏……”坦诚的提问推动了我的思索。是啊，儿童文学应当培植孩子们的崇高精神，展示生活的光明和美好，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有责任、有选择地让他们了解生活的另一面。出于这样的思考，我创作了 《黑茄克，黑茄克》《黑豹奇遇》等作品，与孩子们一起体验人生的难以避免的困难、尴尬和无奈。
我的另外一些小说如《感谢风筝》《白皮箱》等则呼吁多给孩子们一些理解。作品发表后，小读者们在来信中纷纷向我诉说他们种种不被理解的苦恼。这一类信读多了，我发觉不少孩子对“理解”的理解不全面，有的甚至很偏激。他们要求事事处处无微不至地被理解，却不大想到去理解别人。对“理解”的苛求使人陷入琐碎、脆弱和平庸，其实是一种弱者的心态。出于这样的发现，我很快写出了《迷人的追捕》《秘方秘方秘方》《黑豹奇遇》《青春口哨》等中长篇小说，来和小读者一起寻找小男子汉。我甚至写了《狼的故事》和《魔树》等作品，来呼唤为人者不可或缺的自强意识。
前辈作家们的真诚扶持，编辑们的激情鼓动，小读者们的“前呼后拥”点燃了我儿童文学创作的热情。而此时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儿童文学正进入一个拨乱反正，向真正的“儿童”和“文学”回归的时期，儿童文学报刊大量复刊创刊，进入了一个发展和提高的红红火火的高潮期。我就这样正面遇上了中国儿童文学空前繁盛的发展时期。
虽然我一直坚持成人文学的写作，但从少年小说处女作起步，不知不觉间，我逐渐把主要的精力转向了儿童文学创作。
我从小阅读过许多中外儿童文学作品，深知儿童文学对社会风气、对人性的净化、对未来民族性格的铸造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少年儿童时期，正是一个人在心灵上打底色的时期，过了这个年龄段，教育的效果会大打折扣。恰逢中国儿童文学复苏繁荣的时代，我也算为中国儿童文学做了一点点工作，觉得很幸运。
“儿童是最可尊敬的人类。”（高尔基语）为孩子们写作是一个光荣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