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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谁是“局外人”没有事是“分外事”

丁忆

1998年洪水,刚满一岁的我依偎在妈妈温暖的怀抱里,瞪大双眼茫然张望着这个未知的世界。

2003年非典,还未上小学的我尚不知道何为生老病死,只记得爸妈在医院加班加点很少陪我。

2008年雪灾,11岁的我头一回看到南方的大雪飘飞,稚嫩的日记多半是对皑皑雪景的描摹。

2008年汶川大地震,坐在五年级教室里的我心头一颤,第一次如此真切地体会到灾难的无情和生命的脆弱,第一次为无数素不相识的普通人的真情故事而频频泪目,也第一次被举国凝聚共克时艰的场面所震撼。但期末考试在即,我能做的除了捐一些零花钱和衣物,只有埋头复习。

2020年的新冠疫情,时隔十二年,23岁的我依旧是学生模样,也依旧做不了什么,但不一样的是——看到触目惊心与日俱增的数字,刷到社交媒体上疯传的谣言,听到消极负面不负责任的言论,我感到不安,感到担忧,感到愤懑。同时,看到爸爸作为专家组成员周末仍要加班、有时晚上还要会诊,刷到以前在央视实习认识的记者前辈在武汉前线发回的报道,听到全国9000多万共产党员、无数青年志愿者挺身而出,我特别感动,无比敬佩,也备受鼓舞。

前几天看到《中国青年报》 一句话:“苦难需要的是感同身受的正视和救助,而不是站在苦难之外的感动和抒情。”作为一名成长起来的“95后”、一名理应勇挑重担的大学生党员,我同样也很想做点什么,很想出一点力,内心有股强烈的冲动在推动着我。哪怕我深知个人能力有限,我能够做的也只不过是微乎其微的事情,可无论如何我告诉自己,在疫情面前,没有谁是“局外人”,没有事是“分外事”。

于是,我尝试联系了市交通局,志愿申请在疫情期间义务工作。终于在春节期间,我加入了单位临时成立的疫情防控宣传组,协助运营市交通系统的主要公众号及协助撰写公文。虽然大部分工作时间只是在办公室动动笔杆子,但比起只是在家里默默关注,我的心里踏实了许多。在此期间,我也亲眼目睹了基层机关对待防疫工作的恪尽职守。一线卡口的工作人员顶着严寒无畏坚守;单位前辈彻夜加班,都成了再也平常不过的事情。

疫情暴发恰逢春运返乡高峰,人员流动频繁密集。所以面对全国性蔓延的病毒,面对突如其来的一级响应,交通战线的工作也是比较紧迫且繁重的。交通系统上下有数百人在第一时间主动请缨,申请到最艰苦也是最需要人手的一线卡口。他们中有一线夫妻、有快要退休的老党员、有不少女同志。他们甘于付出的拳拳之心让我触动很深。这些一线工作者当然知道按了红手印的请战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春节甚至更久的时间都不能陪伴家人;意味着不管凄风苦雨凛冬雪夜,都不能退缩,岗位就是站位;他们当然早已料到在郊区的卡口站着露天工作是有多么煎熬。但他们毅然决然,因为他们愿意舍弃小家的幸福,守护整座城的安全。

我亲眼目睹了高速公路收费站的防疫工作条件之恶劣,守岗之艰难。简易半敞开式的帐篷是他们唯一的休息室;薄薄一层防护服根本挡不住严寒;护目镜很容易就挂满水珠模糊视线。我光站在寒风中一个小时,就已经全身冰冷,汽车的尾气把我熏得够呛。记得这样一幕场景直戳我的泪点:有一个值班的小哥哥蹲在地上狼吞虎咽地吃着没有热气的盒饭,手上和脸上都冻得通通红,他时不时抬起头张望,当看到有一辆车远远地驶来,他连忙胡乱塞了几口,戴上口罩,又大步朝着收费站奔去。

热心市民给站岗的工作人员送来口罩、暖宝宝、奶茶,甚至还有自家煮的馄饨、汤圆。当然除了群众,还有组织部下发的水果饼干。单位领导安排“叮咚”送菜给一线职工送去福利等等。群众的关心、领导的慰问都给他们注入了不可或缺的力量。

涓滴汇海,静水深流。每个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为这次疫情尽着自己的力量。风调雨顺之时,他们在平凡的位置上默默发光发热;危难来临之际,这些星星点点的光亮便汇聚成璀璨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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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陆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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