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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投身抗日行 ——革命老人的一段回忆(二)

■口述人:

支兰生,1922年生,前不久去世。他少年时参加革命,抗战时期从事秘密交通员的工作,曾是华中十地委常委兼社会部长任天石的联络员。

■整理:

本报记者 冯碧珩

这些秘密情报被送到太仓、常熟,朱英等领导拿毛笔蘸碘酒一涂就显现出来了。至于书呢,旧的新的都带几本,如果有人讨要,就给新的,旧的肯定没有人要的,就在旧书的边栏上写好了信息,第几页什么地方,到了苏北告诉首长听,首长再用碘酒一擦就都有了。然后再从苏北带消息给任天石。我就是这样做 通讯员 的。

做 通讯员 很危险。我还记得有个白茆的王再兴,让他去苏北告诉对方浒浦野猫口国民党怎么布置的军队,写了小纸头让他送去。到江阴遇到了国民党,王再兴想把小纸头放到嘴里吃下去。国民党看到他嘴巴在动,就把他抓了起来,后来把他杀害了。但是因为纸头粘在了牙龈上,他们最终并没有找到。还有个海门的王大姐,让她送信,被敌人发现后抓了起来,说她是共产党,她不承认。敌人就掘了一个坑,把她活埋了,真是惨啊!做我们这个工作,今天不知道明天的,而且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很危险。

抗战时候我们有100多人,后来牺牲了很多。1945年,我们在谢桥和伪军打了一仗,任天石指挥的。“和平军”机枪架在屋顶上,我们一下子牺牲了4个人,是从长江以北过来的,其中一个连指导员叫刘震,另外三个人就成了无名烈士。直至今日,我们依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但每年清明我们都会去给他们扫墓。还有古里一场战斗,18个人牺牲,大部分也是无名烈士,这样的情况常熟有很多,大概有100多人没有查清。因为当时没有编号,也不知道他们的家乡在何处,叫什么名字,身上就只有八路军或新四军的臂章。

说起任天石,为啥喊任天石叫“天老爷”?他对农民、百姓、军人都很好,还一边打仗一边看病。我是任天石的“当家人”。1946年10月份,任天石交给我两个任务,一是去上海组建一个干部家属的大家庭,另外就是在上海做好联络工作。当时我组建的革命家庭共有7个人,其中有白茆戈仰山24岁的妻子和他6个月大的小囡,戈仰山已经被敌人杀害了。还有任天石的母亲、弟媳(任天怀的妻子)、6岁的侄女以及他7岁的儿子任春嘉。周围人家说这个家庭里怎么都没有什么男人。我们就说当年日本人在上海大世界扔了两个炸弹,男人们去拉黄包车被炸死了,杜月笙出面把受害者都烧掉了。

除了组建好革命家庭,任天石交派的另外一个任务是要我做好上海的联络工作。当时在上海都是要户口的,所以上海地下党统战工作组织利用关系帮我们报进户口,并拿到了身份证。我的职业是小商贩,这样就可以去苏北、上海、南京各处公开活动。为了保证安全,像周一航、陈刚、朱英等县级以上干部到上海来就和我联系,一般人、县级以下干部则不可以联系我,他们得单线联络,怕万一出事。来找我的人,主要传递的信息包括“某人在什么地方”“什么事情要告诉某人”“有谁要过来”等内容。所以,这个家庭既是隐蔽的革命烈士家属组织,又成了组织的联络站。

当时经费紧张,小孩子是一角八分,大人三角六分,一角六分只够买一升米,根本不够花。怎么办呢?当时浦东对面是农村,有扔出来的菜叶我们就去捡一些,有时候还去挑野菜,煮点粥汤喝。6个月大的孩子要吃奶,可是母亲天天喝菜汤没有奶水,我就偷偷去买了奶糕,蒸了以后让孩子母亲喂一点。当时任天石的母亲在,想着她肯定也关心自己的孙子孙女,我就关照戈仰山的妻子不要让老人看到。有时候我也会买些饼干,让孩子母亲偷偷喂给孩子吃。我平时在外活动,需要像样点的服装,但是苏北去上海那次组织没有给我衣服,就给我买了一条被单,其他衣物都是我去各处讨要的。当时柯昌凡在常熟电影院做副经理,我来常熟就睡他家,他给了我一件衣服穿。还有工商界的毛柏生,他与共产党有联系,我们来常熟也去他那儿,开玩笑说他们那儿都是“保险箱”。

直至1949年2月3日,朱英和东横区区长卢毅派支建到上海来叫我回常熟,说有重要任务,可能是大军要过江了,要做好接收工作。因为任天石被捕牺牲了,我将上海那些人安排在一个空着的花园洋房内。上海解放后,我把他们的去向告诉了常熟的党组织,常熟军管会派人去把他们接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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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浦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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