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例如，宋代两浙、福建、成都、江南西和江南东路五地中考中进士的人数，占全体进士人数的84%，同一时期中，此五地印书的总数为全国印本的90%。而西南贫瘠的贵州考中进士的人数最少，所印的书籍也最少。《常熟状元》中说，清代全国状元112人，江苏有49人，常熟一地就有6人。而张秀民先生《中国印刷史》中记载，清代除首都以外，江苏苏州的书坊是最多的。上文提到的常熟毛晋汲古阁，就属于苏州地区的书坊。毛晋曾是钱谦益的学生，他藏书八万四千余册，多宋元刻本。又曾校刻《十三经》、《十七史》、《津逮秘书》、《六十种曲》等，钱谦益称“毛氏之书走天下”，可见其影响之大。这种书籍与考试间的相互关系，清楚地说明了藏书、刻书等图书事业的发达，对普及教育与提高文化水平所作的贡献。
中国从隋唐起，就实行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在世界上实属罕见。英国李约瑟著《四海之内》中说，“学而优则仕”这个概念，首先提出来的是中国。确凿的证据说明文官的公开考试制度是西方国家在19世纪有意识地从中国学习来的。西方贵族世袭的原则不能使最优秀的人才登上最有权力的位置。客观的说，上千年来，我国出现了韩愈、白居易、王安石、司马光、刘基、徐光启、林则徐等能顺利通过常规科举考试，迈入政坛、文坛的社会精英，但也出现了李白、杜甫、毕昇、关汉卿、李时珍、毛晋、曹雪芹等未参加或未能通过常规科举考试的旷世奇才，他们是唐宋元明清留给后人最深刻而永恒的记忆，没有他们，中国文明的进程定会黯淡不少。就像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张怀西在《常熟状元》序文中所说，科举制度是“益弊并存”。
那么，中国科举制的弊端究竟在哪里呢？早在科举制诞生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已产生了孔子、老子、墨子等伟大的思想家。隋唐以后，通过科举考试踏上仕途成为读书人的主要生存之道，而科举考试着重考核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文史知识。重复就意味着停滞，由于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将大量精力耗费在读经求功名上，没有对新知识的渴望，其创造天性就渐渐磨灭了。于是，当19世纪西方“具有智力”的列强闯入的时候，主要靠科举入仕者掌管的国家就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在此国破家亡之际，科举考试的内容与社会实际需求已不相适应，科举制的弊端也日益显露，而域外强者的理论观念自然被吸纳进来，科举制也随之结束千年历程，成为历史陈迹。
就在几天前，经合组织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65个国家的总体排名中，英国中学生的学习成绩远远落后于中国上海地区的学生。但是直到今天，英国的披头士音乐仍有无数粉丝追捧，劳斯莱斯汽车也仍在世界各地奔跑，这些成就同样是让我们感到较难企及的。据肖宪、张宝昆著《世界上最成功的教育》一书介绍，智慧在犹太人心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智慧与知识不一样，知识是说你知道某一样东西，而智慧是你怎么样把你知道的东西和日常的生活结合起来。或许我们今天需要改变阅读习惯，营造良好氛围，努力把所掌握的知识都尽可能升华到智慧的层面吧？总之，阅读《常熟状元》，可以引发思考，以便于今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的真实，知道我们以前走过怎样的路，最终能以此为参考，对将来应走的路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正如张怀西副主席在序文中所说，此书既可存史资政，又可励志育人，还可推介宣传。■
（作者系南京图书馆研究部（国学研究所）主任、研究馆员，国家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