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
钱卓云夫人肖兴玉
■整理：
本报记者 陈竞之
钱卓云是上海人，他们一家五口，有姐姐、妹妹、他，还有爸爸妈妈。以前日本鬼子侵占上海打进来了，姐姐带着妹妹去纱厂工作，他和爸爸妈妈就逃到上海难民收留所，很苦的。那个难民收留所是共产党组织的，有一个地下党组织，当时有个叫徐克强的，就动员那边的“小生”加入革命，其中就有钱卓云。
1939年8月15日，徐克强组织了15个同学，坐上小木船，从上海来到常熟一带，把那些“小生”全部送到常熟来了。那时的沙家浜不叫沙家浜，叫横泾。当时，钱卓云只有14岁，年纪非常小。正式到了部队之后，跟当时其他成年军人相比，钱卓云走也走不起来，又受伤又生病。因为在水田里行军，他得了血吸虫病，后来又受了脚伤。在阳澄湖那边，和日本鬼子周旋的时候，他脚上被子弹打了，一看骨头都出来了。后来就住在后方医院治病治伤。
9月份钱卓云住进后方医院。他一边治伤养病，一边到外面搞侦察。当时太小了，那边的衣服都没法穿，就借农民的衣服给他穿。怎么装成老百姓呢？以前不是农村有那个掏粪的篓篓，他就穿上农民的衣服，背上那个篓篓，别人都看不出来他是新四军。当时虽然是个小孩，但是他名气不小，乡亲们都亲切地喊他“小浦东”。
有一次，日本鬼子打进来了，那日本鬼子多猖狂啊，把后方医院包围了。他们爬到老百姓的房子上架起机关枪，对老百姓说，统统把新四军交出来，不交出来就把你们杀掉。当时，钱卓云也在人群当中。老百姓悄悄对他说，你不要露面，你一露面他们也会把你抓走。但是看到有的战友被抓走了，他心里很急，就踮起脚尖来往外看，老百姓为了保护他，就把他的脑袋往下按，不让他露面。所以他常说，他的生命是常熟老百姓给的。
在后方医院，他曾和夏光住在一个病房。一个是大哥哥，一个是小弟弟，两人很有缘分。当时贴着病床，他们互相鼓励，直到后来老了也还时常联系。其实，后方医院何止30多个伤病员啊，在戏里面是说18棵青松，其实18棵青松也不止，36个伤病员也不止。伤病员养好伤病就离开后方医院各奔东西，有的到这个部队，有的到那个部队。也有一帮新四军组织起来，就有了后来的“沙家浜连”。
从1939年到1953年，他一直在部队。他参加过很多战争，受过很多苦，从来不说。他跟我讲，“我14岁参加革命，我参加革命的第一站就是常熟横泾，我在那里也吃了很多苦，但是那些老百姓很爱惜我，都把我当成自己的小孩。”他还常说，“沙家浜是我革命的地方，成长的地方，我就是在沙家浜长大的。”他在世的时候，高兴的时候就唱军歌，遇到困难的时候还唱军歌。他说自己是军人出身，军歌跟他一生，虽然他在部队吃了很多苦，但是当兵一生不后悔。他说，“我觉得吃苦是正常的，我们大家都不吃苦，我们怎么能解放啊？”
后来，钱卓云到过20军、23军、21军，因为当时有点文化，所以总是跟在首长背后，打过七战七捷、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除了血吸虫病和脚伤，他还得过疟疾等疾病，常年瘦得皮包骨。年轻时落下的病痛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他真的是带着伤病革命一生。上世纪50年代，他后来到长江航运管理局工作的时候，血吸虫病发作了，肝硬化，脾大了，专家说他保养得好也只能活20年，但他无所谓，只要活着就要工作，要继续奉献。
这个病从来没有完全好过。2001年他在南京过世后，骨灰暂存在石子岗的纪念堂。后来我找了很多地方。南京雨花台给了我3个平方米，很大一块地方。工作人员说，这样的老革命，他愿意到哪里，我们就让他到哪里。但是我还是没有给他定下来。我是重庆人，他走了我回到重庆后，我的老家也提出给他非常好的墓地。但我还是睡不着，想到他有生之年常说到沙家浜。我回想他跟我说的那些话，于是来到常熟，与沙家浜联系。当时沙家浜风景区还没有伤病员的墓地，有人提出要么把他的骨灰安放在虞山下的烈士陵园，但我还是想让他回到最想念的沙家浜。
2005年4月5日，在常熟老乡的帮助下，他回到了沙家浜，成了第一个安葬在沙家浜的伤病员。我把他的遗物也都捐给了沙家浜，里面有他在部队穿的衣服、用的望远镜、写的很多东西。我很欣慰，自己了却了他最后一个心愿。
（根据党史办提供的信息，老乡保护钱卓云这事发生在1939年12月27日，地点在横泾曹家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