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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共产党员忠贞不渝跟党走 ——听王治平讲述母亲抗日的故事(三)

■口述人:

王治平,党史办退休干部,其母原名温素玲,海虞镇虞南村人,193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化名李琴参加革命工作,并担任中共渔阁支部委员。

■整 理:本报记者 陶胜 葛洁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1945年8月中旬,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欢呼庆祝过后,人民希望国民党政府能为老百姓办事,让老百姓过太平安逸的日子。

国共签订《双十协定》后,苏常太工委及武工队忙于北撤,渔阁支部书记王洁英也北撤,由缪源任支书。母亲的任务是留在本地继续做好交通联络工作,她为了保证老同志们的安全,特地将厢房外两间套间改装为密室。三年多时间,这里成为武工队秘党来休整的安全岛。每当武工队来,母亲就忙于为他们改善伙食。但是,一个寡妇上街买很多荤菜会引起旁观者的注意,她便说服隔壁60多岁的族公王庆三,请他上街代买,每次一个猪头或一副全肠脏、一篮青菜萝卜。不仅如此,她还对族侄王青进行思想教育,动员其出任保长。敌方有什么对共产党武工队不利的行动信息及时汇报;我方发动抗丁、抗租等活动也及时向他布置,特别是在收的田捐中扣部分经费提供给武工队,成为“白皮红心”的骨干。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在苏常太地区,国民党对武工队的“清剿”也由原来的“剿匪”公开改成“剿共”。1947年4月的一天,母亲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工委秘党交通员吴茵(陈刚夫人)要来隐藏一段时间。母亲做好了思想准备,与养女素霞一起到航船码头接她,对外称是素霞伯父的干女儿秀英姐。吴茵在我家安全且舒适地避过了敌人的疯狂“清剿”,半个月后奉命离开。

随着全国战场形势的变化,淮海战役的胜利,国民党政权已摇摇欲坠。在苏北的华中九地委江南工委不断向苏常太秘党和武工队发来指示,要做好各项准备,迎接大军南下。经几名领导商量,为统一指挥,及时决策,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指挥所,将以往分散在各区乡农村隐蔽工作的秘党、武工队领导成员集中到一起,他们选择了我家。当时,我家离城5公里左右,家有3间空房,那里有一个坚强的党支部。1949年4月中旬,秘党县特派员夏明波以及武工队大队长朱英、支书朱锋、秘书钱宏等人陆续到达我家,并带来一台五灯直流收音机,每天傍晚开始收听新华社发出的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4月21日晚打开收音机旋钮,突然听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在场的人都欢呼起来,并立即研究收缴各乡自卫队的枪支,赶写标语、安抚人心,与城区秘工联系,做好工商界、学校、邮电等的安全保卫工作。而在城区,国民党军政已乱得不成样子,县长杨炳南趁机逃跑,青年军师长、旅长于23日往太仓撤跑,县城已成真空。县城秘工及时通知渔家阁的临时指挥部,要求早点进城接收。25日晚,几位领导决定,武工队于27日进城,渔阁支部的党员、积极分子通知各地武工队。母亲在这些天里成了“炊事班长”,整天烧饭烧菜,招待来往人员。

4月26日晚上,主要领导在我家商讨进城后的工作:进城后驻地、接收国民党县政府、安民告示……真是百废待兴,千头万绪。在热烈的讨论中,有人提出武工队进城是不是应该有面红旗开道?是呀!大家都认为十分必要。这时,又有人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工队,应该用中国共产党党旗。可问题来了,哪有现成的可以扯到竹竿上的大党旗呢?必须连夜赶制!但式样、布料、做工一无所有。此时,母亲刚好进来问第二天何时吃早饭,好作准备。朱锋眼睛一亮说,李琴有一手缝纫技艺,是最现成的缝绣工。大家都表示赞同。可材料、式样又从哪里来?钱宏献计,我们保存的入党志愿书上有镰刀斧头的图案,大小比例我也看到过,就由我来设计吧。母亲一听,成!马上派堂侄去汤家桥布店剪红士林布和黄白竹布,一边找红丝线,钱宏则忙着画镰刀斧头的图案。时近半夜,母亲在煤油灯下把认真裁剪的党旗图案一针针缝在红士林布的左角上,一面缝好,又缝一面。缝好后,还用小烙铁细细熨平。一切完成后,她才摘下老花镜。这时已曙光初照,她又忙着去准备早饭。

早饭后,武工队领导先赶赴梅李接收起义的高超部队,集体乘船前往大东门外总管庙码头。下午3时许,武工队近两百人分成两路,在鲜红党旗引导下,踏着坚实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地在欢迎的人群中进入常熟城。无多片刻,鲜红的党旗已高高飘扬在县南街中国银行的楼顶上。围拥上来的各界群众笑逐颜开,欢呼着:“天亮啦!常熟解放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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