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和教育。从第六世孙纪起，至孙承恩父亲孙朝翼止，自明至清，都是耕读传家。探花翁叔元的翁氏家族也是“耕读起家”。《族谱》记，三世祖翁廷秀“力田读书”。四世祖翁瑞，曾以自己“耕读”的切身体会，“以里民疾苦抗论于抚军之廷，得省里中徭役之半”。五世翁卿，“屡试不第，力田治本”。此外，陆器家族，归允肃家族，翁同龢、翁曾源家族，也都是“耕读传家”的家族。由于是“耕读传家”，就十分重视教育，重视读书上进。民国以后，常熟的普通农民，只要家族能维持生计，都要让子女到学校读书。常熟状元多，在情理之中。
第三，常熟既尚武，又尚文。从商末周初，周太王的儿子泰伯、仲雍因让位给弟弟季历，率领亲属徒众来到荆蛮之地常熟梅里起，就开创了既尚武又尚文的优良传统。他们尚文，把中原文化带到了常熟一带；他们又尚武，断发文身，吸收当地尚武文化。后到吴君寿梦时，又从晋人巫臣处学会了射法、御法和战车阵法。吴人与楚人作战，一年打了七次仗，把楚国打得疾于奔命。后又与中原大国争霸。吴国季札在鲁国观乐，他对《周南》、《召南》、《邶》、《鄘》、《卫》、《王》等诗歌音乐的评论，表现了吴文化的高度学养。此后，既尚文又尚武的优良传统一直被常熟人所继承和发展。自唐以后，常熟出了8个状元，7个文状元，1个武状元；至于明代武榜眼袁世忠，做参将时建文昌祠，一武一文，同样表现了既尚武又尚文的传统。清代探花庞钟璐，督办团练，恪尽职守，也是尚文又尚武的榜样。常熟自唐至清的486名进士中，武科的状元和进士达22名之多。
彰显常熟的状元文化，就必须对科举制度进行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再评价。科举制度初起于隋文帝，他废除过去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于开皇七年（587）设志行修谨、清平幹济二科。隋炀帝时始置进士科。唐代除进士科外，复置秀才、明法、明书、明算诸科，又有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道举等科。武则天举行殿试，并增设武举。其由皇帝特诏举行者称特科。诸科之中，惟进士科为常设，最为重要。宋以后科举均用经义。比之“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度的实施是一场大改革。钱文辉在《常熟状元·总述》中介绍，日本著名史学家福井重雅说：一般人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对世界的贡献，无非是造纸、火药和指南针的发明，而实际上比这些物质发明更重要的是科举制，他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选官制度提供了最初的模式。英法美等国正是借鉴了科举考试的合理内核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可见中国的科举制度是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当然，科举制也有缺失。特别是明清两朝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规定格式为八股文，解释须依朱熹《四书集注》等书，这就束缚了应试者的思想和才情的发挥。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一回借王冕之口评说“用《五经》、《四书》八股文”取士时予以批判：“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文行出处（按：“文”指文章、学业；“行”指道德、品行；“出”指做官；“处”指退隐）都看得轻了。”尽管如此，但应试的不少读书人仍然能带着八股的镣铐，写出高质量的文章。即以常熟的7个文状元取得殿试资格考中进士的文章而言，都堪称一流。对科举制度，既要充分肯定它的革新意义，又要指出它后来的八股文流弊，束缚了人的思想。其被废除，被学校教育所取代，并非偶然。但就整体而言，科举制度为封建社会培养、选拔了数以几十万计的官员，功不可没。读了《常熟状元》，应该有此认知，这才是对科举制度的正确态度。《常熟状元》既回答了常熟状元为何多的大问题，又对科举制度作了新评价，仅此两大学术成就，它也可以在我国当代的文化研究领域里占有一席之地了。■
（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学所原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