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潘建峰
正月十五的鞭炮声渐渐稀疏，传统意义上的农历新年暂告结束。清早的大街上，是行色匆匆的学生和上班族，这个学期早开学，孩子们已经上课一个星期了。
回首这个新年，除了半个多月来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似乎没有感觉到多少年味，一个寒假，一直在与电视机和电脑“较劲”，跟平时的假期似乎没有什么区别。
随着年岁的增长，不免也时时怀旧。每逢春节，总要忆起童年、少年时代过年的情景。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经济贫乏，文化生活更是接近空白，但每逢过年，却总是让人体会到浓浓的年味。想起往事，我总是每每忆起年前的“捉小水”。那时，每个生产队都有几口鱼塘，养的都是普通的鱼：草鱼、鲢鱼、鳊鱼，鱼塘里会有不少鲫鱼，鲫鱼一般不用放鱼苗，这是一种生命力顽强的鱼，只要有水的地方，它就能生长。那时养鱼，没有专门的饲料，村民们有时割点草丢在鱼塘里，有时是把生产队猪圈里的猪粪铲到鱼塘里，其他时候，就要靠鱼儿们自我觅食了。有一段时间，鱼塘里种“水葫芦”和“水花生”，用来作为猪饲料，种绿萍做肥料，鱼儿们也能借光增加点营养。每到年底，队里要“打干河”，把鱼塘里的鱼全部捕捞起来，部分出售，部分分给各家各户，河底的淤泥要全部清除上来，用作肥料。每当打干河，是生产队的节日，随着抽水机将鱼塘里的水越抽越少，鱼儿们开始上蹿下跳，那真是一番赏心悦目的景象。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水抽得差不多的时候，先有壮劳力下河，把大鱼一条条捕捞上来，放在箩筐里抬到生产队的“工场”上。大鱼抓得差不多的时候，允许一帮小孩子下去“捉小水”，拾捡剩下的小鱼，那是孩子们紧张激动的时刻，一个个挽起裤腿，提着篮子冲入鱼塘中，尽管时处隆冬，脚踩到河泥中冰凉刺骨，但捕鱼的快乐迅速冲淡了寒冷。鱼塘里虽已没有大鱼了，但有鲫鱼、窜条鱼、郎几鱼、土婆鱼等小杂鱼，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能踩到一只甲鱼。实在没有鱼了，还有河蚌，也要捡起来带回家，不知为何，那时虽然生活清苦，但很少有人家煮河蚌吃，一般是剖开后取肉喂鸭子的。记得我们队里有三口鱼塘，邻队也有三口，每年两个队都会打干两口鱼塘。因为两个队夹杂居住在一个大村落上，小伙伴相互之间非常熟悉，所以，两个队打干河时，我们均能去捉小水。其他的生产队是不敢去的，去了肯定会被驱逐。每次捉小水后，把杂七杂八的小鱼带回家在井台上洗净，再去除鱼鳞和内脏，放一个萝卜一起煮好，那鲜美真是唇齿留香，隔了一晚上，鱼汁变成了“鱼冻冻”，使平时只有萝卜干佐餐的泡饭变得格外可口。
农历年底的另几项重要活动往往是蒸糕、做米酒和磨豆腐。我对蒸糕不感兴趣，我从小不喜欢吃那玩意儿，实在饿的时候才会啃一根糕条；做米酒是父亲的事，那时我还不是酒鬼；而磨豆腐时，我是必到的。队里的磨坊平时显得破败敝旧，但一到年底，却是热气腾腾，人声喧嚷。磨豆腐前，各家各户先在家里把黄豆浸泡好，然后到磨坊里依次排队。磨坊里的第一步工序是把浸泡好的黄豆在石磨上磨成浆，然后把粗豆浆放到一个纱布兜里过滤，把豆渣去掉，滤出豆浆，接下来把豆浆舀到大灶上煮，灶上有两口大锅，煮豆浆时不用加锅盖，现在想来，大概是豆浆表面有一定的凝结力，不致散发很多热气。煮豆浆的柴是各家各户带来的，有稻柴、麦柴、豆萁、菜萁，灶膛里的火越烧越旺，磨坊里也越来越暖和，户外是寒风凛冽，但身处磨坊，真有如沐春风之感。自己家的豆浆煮沸了，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搪瓷杯，舀一杯豆浆，加几粒糖精，当时白糖是稀罕物，往往只有供销社店里卖的一角钱一包的糖精，但同样能起到增甜的作用，捧着搪瓷杯边吹气边喝，一杯下肚，浑身舒坦。豆浆煮好后，盛到缸里点卤，这是技术活，有专人负责，点好卤后，豆浆会慢慢凝结，再把它舀到衬好细布的木格子里，木格子下面垫一块板，舀好后，把布上下裹好，撤去木格子。如法炮制，把一板一板豆腐叠在一起，用专门的工具榨压，水分榨得差不多时，豆腐就成型了。刚做好的豆腐热气腾腾，稍微加点酱油，就能吃好几块，心中就思量：谁说“性急吃不得热豆腐”？豆腐拿回家后，切成两三公分见方的小块，稍微晾干一点，放到油锅里炸，炸成后叫“油片”，油片里要嵌馅，白菜夹肉、荠菜夹肉，或者干脆纯肉馅，均可。和另一种过年常规菜“蛋饺”一样，煮好后能保存好多天，一般能吃到元宵节。
过年最期待的还是年夜饭，父亲会给两元压岁钱。平时口袋里往往只有分币，难得有角票，而那红色的一元票是不敢奢望的。过年时那一张绿色的两元票让人觉得实在是可爱可亲。有了这笔钱，一串一百响的小鞭炮是必买的，时值两毛五，当然不可能像现在一样五百响、一千响一下子噼里啪啦放完，而是要小心翼翼地拆开，一个一个地放，能放好几天。过年家里没有什么零食，无非是花生瓜子之类。新年上街，最流行的小吃是豆腐花，人们称其为“唤”，至今不知是何出点。“唤”五分钱一碗，加上榨菜末、小虾米，再加少许辣酱，令人百吃不厌。直至今日，我仍然钟爱这小吃。
在我的少年时代，我家旁边的小集市很热闹，是邻近几个大队人们的集散地，叫做“郑家桥”，规模有点像一个小镇，以致有一段时期我们生产队的人们觉得自己是“街上人”。街上有供销社的一家商店，卖些针头线脑、油盐酱醋之类的日用物品，能买到香烟，能打到煤油；旁边有家小饭店，一天到晚有就着几块豆腐干或一小碟炒黄豆慢慢喝酒闲聊的老汉；有一家肉庄，但有肉卖的时候似乎并不多；有一家剃头店，是小镇的新闻发布中心之一。最热闹的地方是茶馆，凌晨三四点钟就开始喧闹起来，我少年时代冬天的工作之一就是每天早上拿着“水筹”到茶馆的老虎灶上去泡两壶开水。人们喝的是红茶，一进茶馆门，就能闻见那一阵阵带着水气的醇香。改革开放后，文艺界开禁，茶馆就更加热闹了，一到冬季农闲时，就有苏州评话和弹词上演了，评话叫大书，弹词叫小书，说小书的时候居多。晚饭后的茶馆里座无虚席，乡村没有禁烟这个词，于是烟雾缭绕。嗑瓜子声，咳嗽吐痰声，打招呼声，笑骂声此起彼伏。但只要说书先生一登台，叮咚调弦之时，茶馆里能一下鸦雀无声。说书前要先来一段弹词开篇，吴侬软语在寂寞的乡村寒夜里随风弥散，是那样的悦耳，那样的令人沉醉……
随着时代的发展，种地慢慢变成了村民们的“副业”，成人们许多到社办企业上班了，开始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了，孩子们一个个走上了外出求学、工作之路。再后来年轻一代许多到镇上、城里买房了。留在村子里的，多数是年过花甲的老人。前几年农田由种田大户承包，年轻人就更没有留在乡村的理由了。供销社的那家商店和小饭馆，终因年久失修而拆除了。而我，平时每隔十天半月才有空去探望一下蜗居在老宅里、尚在自食其力的父母，春节里也最多回家吃一两顿饭，匆匆来去。
曾经浓郁的年味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淡去了，但不管身处何处，少年时代那虽然贫穷，但不乏温馨的感受却时时萦怀、永不消散！
（海虞镇文学协会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