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
“王尧的英语比以前提高了，成为著名主持人。”在《收获》创刊六十年的庆典活动上，莫言如此说我的“普通话”。想来，我用这样的“普通话”和他交流也近十八年了。
2001年的暑期，我从台湾东吴大学客座回来，接到时任《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先生的电话，邀我去大连和莫言碰面。由此，我和莫言有了第一次见面。日常生活中的莫言亲切随和憨厚，话不多，但说到点子上。我以前抽烟很少，也不好酒，在台湾东吴大学教书的半年，业余时间的乐趣之一除了看附近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就是抽烟。当时台北还没有在公共场所禁烟。在大连，我发现莫言抽烟很多，两人就常凑在一起烟雾袅绕。在旁的笑笑看不下去了，将我们的香烟从嘴上拔走。
在那几天，我们仨商量在苏州大学策划“小说家讲坛”活动。暑期开学后，莫言和李锐到讲坛做了第一场演讲。后来，我们又做了《莫言王尧对话录》。这本书名为对话录，实际上是莫言的自叙传。我在对话时发现，如果我插话过多过长，可能会打断他叙述的完整性，因此我改变了对话的策略。后来这本书在台湾出版时改为《说吧，莫言》，在获奖后收入文集时改为《与王尧长谈》，这样的名称是很妥帖的。在大陆出版时，莫言说：“我不要稿费了，给潇潇读书。”
因为熟悉了，后来也就无话不说。我也有批评家的习性，有时候会说起某个作家的小说有什么问题，想写篇批评文章。莫言说，成熟的作家是知道自己的短处的。这让我觉得莫言的厚道。有次他在什么会议上比较激动地和谁争执了，见到我谈起此事，他十分后悔自己的激动，觉得应该冷静。
莫言是个理解别人的作家，他在获奖后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也受到一些批评。其中一些批评是批评者不明就里，一些批评是误解，一些批评则另当别论。以莫言的译本为例，有海外汉学家说诺奖是奖给英语译者的。这样的说法其实根本不能成立，言者既不熟悉莫言各个语种的译本，也不清楚评委们对莫言作品译本的阅读情况。
即便对这一不负责的言论，莫言从不恶言相向。但莫言也是常人，内心的委屈是可以想象和理解的。所以，我一直主张回到文学的莫言。在新近的文章中，我也提出需要理解在特定文化现实中莫言的处境。现在的莫言几乎很难发言，不管如何说，总会引起非议。
莫言用左手写毛笔字时，我好奇问他为何这样。他说，这样可以避免钢笔字的痕迹。在获奖之前，莫言的书法已经引起收藏者的兴趣，获奖以后，也有很多人向他求字。我猜测，这是莫言现在的困扰之一。
他获奖回国后，我的散文集在一家出版社即将付梓，责任编辑好心建议我请莫言写几句推荐的话，我想想觉得不妥，可能让大家误解为拉大旗。我电话请他题签，他很快将“纸上的知识分子”几个字写好拍照发给我。但这幅字他后来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
在北师大开会时，他想起我曾经请他写“三槐堂”，便说我回家写好后让笑笑送过来。隔天我拿到这幅字时，特别感动。
莫言不是那种一阔脸就变的人。但我知道莫言这样的“人情债”实在不堪重负。经常有熟悉的朋友，托我找莫言做什么。这也让我很为难，我知道不应当去打扰他，但拒绝朋友的请托又觉得不好，也就硬着头皮给莫言发微信。莫言总是及时回复我他不能参加的原因。
我是在旅途中读到莫言的《故乡人事》的。《收获》主编程永新先生收到莫言邮件的当天上午，我们一起参加一个小型的活动。永新兄欣喜地说，早上收到莫言的三个短篇小说，他正在重新安排《收获》创刊六十年特刊的版面，以及时发表莫言的新作。
我在手机上读完了永新兄转来的《故乡人事》。我个人很喜欢莫言的这三个短篇小说，以为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莫言已经能够从世事纷扰中走出。
我不能预测莫言以后的创作成就，但由莫言短篇新作所呈现的气象和小说写作的新可能性，我对他接下来的写作充满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