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
我是从莫言的电话中知道阎连科转业了，我们在电话中讨论了连科有无可能到苏州大学教书。此时，我和阎连科缘悭一面。
印象中我们是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见面的。阎连科演讲，我在台下听着。后来我在为南方一家报纸撰写的短文《为信仰而写作》中记载了阎连科的演讲场景。连科的普通话也带有河南腔，但他一直觉得他的普通话比我好。多年前在江南的一所大学，阎连科说：“上帝是公平的，王尧虽然口才好，但他的普通话不是那么标准。”阎连科现在不这样说了，因为他不觉得我和他同场演讲会影响到他演讲的效果。
或许都在乡下长大，我们一见如故，而且成为知己。我们时常有机会见面，会说一些我们都很激动的话。有时候我怕打扰他写作，去北京时故意不跟他说，他知道后即使是深夜，也会到我的住处聊天。有时去北京，他会开车到火车站接我们这些朋友。我可能是最早知道他写作计划的人，也会在他的写作过程中说些不痛不痒的话。过些天如果不联系了，彼此都会觉得好像什么事情没有做。阎连科是一位惦记朋友的人，他这几年常在香港科技大学讲学，时常微信询问林建法先生的身体状况。他获知建法在云南，会特地从香港赶过去看望建法。
我写过几篇论文谈阎连科的创作。我从来不认为阎连科是故意与什么发生冲突，连科的内心是个有大爱的人。他说起黑暗，是因为心中有光明。我在美国和日本的大学，听海外学者的提问，他们感兴趣的不是阎连科的“政治”，而是阎连科的小说艺术。2016年11月，日本朋友让我邀请他去日本讲学，连科未提任何经济条件，就抽时间去了。我陪他在七所学校演讲，他每次都讲不同的内容。阎连科在演讲中，或者在回答提问时，对莫言的尊敬也让我印象深刻。这让我想起莫言获奖时，他正在法国访问，我致电他分享喜悦，我在这一头感觉到他那一边的激动。在神户演讲时，一位老太太站起来说，她是因为喜欢阎连科的小说才学中文的。我想，这就是影响。在神户演讲结束后，我们在酒店附近的街道漫步，他特别留意日文的匾额和店名，他会在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词语中找到让他兴奋的写作语言。
在一次关于阎连科的演讲中我谈道：我们这一代人，很大程度上是1980年代的产物。1980年代有它自身的问题，是一个“未完成”的年代。如果以1980年代为参照，一方面，1980年代的文学和文学家们常常会遮蔽1990年代以后文学和作家，阎连科也是多多少少被“遮蔽”的一位，而批评界也习惯于以1980年代文学为参照系确定此后文本的意义和作家的地位；另一方面，我觉得1980年代哺育了阎连科，这个哺育的效应有些滞后，但阎连科是在思想、艺术创新的精神上延续了1980年代的“文学传统”。在1980年代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几乎都是阎连科所说的“写作的叛徒”，由各种原因，1990年代以后很多作家失去了这样的身份。在这个意义上，阎连科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先锋作家”。记得哪位批评家在很多年前问过一个问题，昔日顽童今何在？阎连科可能就是这样一个顽童。他的头发也白了，算是老顽童了。
2017年11月17日，香港科技大学授予阎连科荣誉博士学位。连科曾经邀请我和丁帆教授、陈众议教授去香港参加授予学位仪式，但在临时行前的一个月，连科说你们还是不去为好，忙自己的事情吧。17日的夜间，我微信询问情况，连科回复说：“紧张一天。明天回北京。没来也好。全是英文，显得我们很傻，还来了特首，显得无比正规。”连科回到北京时，我给他发了我准备在2018年《收获》上刊发的专栏文章第一篇。隔了一天，连科发来微信说：“你要把这次写作看成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写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