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学校的大门出去，是一条叫十梓街的路，顺着这条路走五六分钟的光景就靠近了陆文夫的住所。苏州沧浪区实验小学的南面，有一处在当时的苏州已经算很高的楼群，里面有一套房子，住着陆文夫一家——这是老师讲《小巷深处》时顺便说到的。有时走过十梓街往凤凰街，我就想有无邂逅陆文夫的可能，他时常在马路上散步。
终于有一天，我爬上了陆文夫家的楼梯。1983年暑期开学后，我送一篇习作给我的老师范培松教授，范老师说我们一起去看陆文夫吧。我小心翼翼跟在老师后面，敲开了陆文夫家的门。当时我非常慌张，只叫了一声“陆老师”，没有说第二句话。后来我就一直这样称呼陆文夫为“陆老师”。在范老师和陆文夫交谈时，我在客厅东张西望。客厅有两顶书橱，但书很少。桌上放着一盒“琥珀”牌香烟。这是我熟悉的牌子，有同学偷偷抽烟，会到校门外的小卖部买琥珀香烟。我没有想到陆文夫也抽这普通的香烟。过了几年，他因患肺气肿戒烟，“琥珀”这个牌子的香烟也不知道什么时间在市场上消失了。
陆文夫创作的《美食家》发表之后影响巨大。在1984年3月陆文夫作品讨论会上，艾煊说，他看了《美食家》一夜未眠，给老陆写了一封信，说，当年韦应物被称为“韦苏州”，你可以称为“陆苏州”了。“美食家”这个词几乎激活了苏州和苏州饮食文化，陆文夫自然也被视为“美食家”。陆老师究竟懂不懂吃，他的老朋友们也有不同看法。大概是1987年春天吧，一次在得月楼用餐，我和陆老师同桌。席间，酒楼的经理出来敬酒，把掌勺的厨师也叫了出来。这两位站在陆老师身旁，经理指着一道菜问“这菜做得怎么样？”大家都放下筷子，但见陆老师从容地吃了一口，过了片刻，说：“还行。”大家松了一口气，跟在后面说“好”。经理微笑，厨师鞠躬。又一次，到宜兴开会，陆老师有点感冒，他让我叫来厨师，交代熬点稀饭，用咸菜烧鲫鱼。我曾经问陆老师，什么是“美食家”，他回答说：“吃你喜欢的菜，不要管别人。”我后来留意，陆老师确实不是什么都吃一点，但他还是顾及桌上的其他朋友的。
在研讨会期间，陆老师到苏州做了一场演讲，后来整理成文发表在《苏州大学学报》上。那时的陆老师已经非常自信，成竹在胸，不时有几句冷幽默，听者大笑，他则平静如常。陆老师谈文学，也谈现实，但不涉及政治话题，这和其他作家不太一样，难怪他说自己的现实主义是“糖醋现实主义”，有点甜，也有点酸。他的智慧和机智，在那次演讲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1985年11月，高晓声和陆文夫联袂出现在学校大礼堂。上一年开陆文夫研讨会时，高晓声没有与会，他写了书面发言《与朋友交》。高晓声很会讲话，轻松幽默，如果记录成文，应该是 《陈奂生上城》那种叙述口吻。我已经记不得高晓声讲话的具体内容，但他的神态、语气和动作以及身上穿的毛线衣始终在我印象中。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高晓声。陆老师当时好像刚从国外访问回来，他在演讲中突然说，“计划经济”就是“短缺经济”。我吓了一跳，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短缺经济”这个术语。演讲结束，送走高晓声和陆文夫，我听范伯群老师和范培松老师在说，本来担心老陆讲不好，高晓声太会讲了，但这次老陆讲得不错。
我在大学本科期间写的第一篇所谓学术论文便是研究陆老师的。过了三十年多年后，我写了《重读陆文夫兼论80年代文学相关问题》，我试图重新理解陆老师和他们这一代作家。在同辈作家中，陆文夫不擅长制造话题。他从省作协主席位置上退下来以后，无疑在现实而不是虚构的世界中体会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这个细节我认为是不能忽视的。他安居苏州城，偶尔出席一些文化活动，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主编《苏州杂志》上，也用心护持一批青年作家。在《人之窝》之后，陆老师的散文随笔逐渐多起来。
2003年左右，我因进行《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的写作工作，和陆文夫有过多次长谈。那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出现了大的问题，上下楼梯都困难，他似乎也不太相信医生。那几年，不少来“小说家讲坛”演讲的作家，我陪着他们登门拜访陆文夫。陆文夫见到老朋友或晚一辈的作家，心情特别好，谈笑风生。2004年春天，有位外地的朋友来苏州，想见陆文夫。我犹豫着给陆老师电话，问他是否方便出来，他犹豫了一会儿说，你在老苏州订位置，我走过来。我在门口等候陆老师，他上楼梯喘得很厉害。这之后我就很少打扰陆老师了。
我知道陆老师病重住院是2005年6月。那段时间，我个人的道路开始发生变化，虽然从容淡定，但内心有很多困扰，一时未能去医院探视。等我去医院时，老师已经不能说话。他侧卧在病床上，可能感觉到有人来了，就睁开一只眼睛看我，很快闭目，似乎是在无力地摇头。
在南京开陆老师追思会，我们向陆老师遗像默哀后一坐下，遗像便从白色幕布上落下来。陆老师真的走了。他在他的“梦中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