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来关于梅贻琦的回忆文字中，一些同人会提到梅夫人韩咏华女士做的“定胜糕”。有朋友路过昆明造访联大，梅贻琦在家中便饭招待时，常请客人品尝“定胜糕”。郑天挺回忆说：“记得每当聚餐快要终了的时候，梅夫人——韩咏华女士总是笑吟吟地亲捧一大盘甜食进来，上面有鲜艳的花纹环绕四个红字——‘一定胜利’，殷勤地说：‘请再尝尝得胜糕，我们一定胜利。’这时大家一齐站起来致谢，齐称‘一定胜利！一定胜利’。这正是我们当时一致的信念，也是联大事业的象征。”
由日记可以看到，梅贻琦常常在家中便饭招待朋友，盛情而节俭。1942年11月22日梅贻琦日记：“晚约人在家便饭，食炮羊牛肉，既省钱，且可稍变花样。”1944年5月9日日记：“七点在寓约今甫、序经、莘田、毅生、光旦、佩弦、枚荪、奚若夫妇小酌，以利用昨晚剩下菜一桌，藉为杨、陈二君饯行。”上一晚便饭，客人可能饮酒过量，多有醉者。1946年1月3日晚，约多人便饭，日记说：“菜系自做，尚好，仍嫌稍多耳。”
1977年6月韩咏华由美国回北京定居。在几年后的1981年春，韩咏华口述了《同甘共苦四十年——记我所了解的梅贻琦》。我们现在读到的这篇记录整理的文字，已经云淡风轻，但字里行间仍然有无法散去的凄风苦雨。梅家和潘光旦一家一起在联大办事处包饭，通常是白饭拌辣椒，平时没有青菜吃，偶尔吃到菠菜豆腐汤就很开心。在教授的月薪只能维持两周的生活的情况下，教授夫人们不得不为生计而显身手，绣围巾、做帽子、做食品等出卖。韩咏华说自己年岁大些，视力不好，只能协助做围巾穗子，后来赵世昌介绍她做糕点去卖。
赵世昌是清华大学技师、庶务科主任，潘光旦太太赵瑞云的弟弟。赵瑞云女儿回忆说，赵世昌舅舅和他们家住一个院，他们印象中的定胜糕和韩咏华她们在特别困难时期做的还有些差异，大概多了猪油：“我见过我母亲用笼屉蒸出的米粉糕有白色的和粉红色的，后者大约是加入食用色素，使之更为美观。一屉能蒸多个。糕味微甜，口感松软。有时在糕面中心嵌入小方块糖腌生猪油，凉的时候呈白色，蒸热时变成透明。”
韩咏华在赵世昌的指导下学会了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她和赵瑞云合作，赵女士在乡下磨好七成大米、三成糯米的米粉，然后加上白糖和好面，再用一个银锭形的木模子做成糕。两三分钟蒸一块，取名“定胜糕”（即抗战一定胜利之意）。韩咏华回忆说：“由我挎着篮子，步行45分钟到冠生园寄卖。月涵还不同意我们在办事处操作，只好到住在外面的地质系教授袁复礼太太家去做。袁家有6个孩子，比我们的孩子还小，有时候糕卖不掉，就给他们的孩子吃。”梅贻琦不许韩咏华在办事处操作，她们只能到冠生园寄卖。有人建议韩咏华她们在冠生园门口现做现卖，韩咏华碍于梅贻琦的面子又不肯如此，还得乔装打扮，穿上蓝布褂子，改姓韩，尽量避免梅夫人的身份。她穿着不合脚的袜子，走路太多，磨破脚皮，小腿感染发肿。梅校长夫人不仅挎着篮子卖糕，还摆上了地摊。参加昆明女青年会活动，几位夫人轮流备饭。一次轮到韩咏华，她没有钱了，只得在大西门铺一块油布摆地摊，出售孩子们穿不上的小衣服和自己的衣服，得10元，再去买菜做饭。
梅贻琦的弟弟梅贻宝在成都、重庆时，就听说西南联大梅校长太太制卖“定胜糕”，他以为是笑谈，或为劳军、庆祝胜利等特典出头卖力。1945年4月，当他有一天飞抵昆明，到梅贻琦家住宿时，他才感叹“哪知耳闻不如一见”，梅贻琦给儿子祖彦再配一副眼镜的钱也没有。梅贻宝在《5月19念“五哥”》一文中记叙了梅贻琦的困窘程度：“校长住宅倒也罢了，只是人口多些、挤些，晚饭实在太简单了。当晚只见彦祖侄闷闷不乐，迥异寻常。临睡前给我搭了张行军床，借了条被，就设在五哥书桌前，他一面看学校公事，我们一面叙谈家常。我问到祖彦，五哥才说，两天前跑警报，彦侄把一副眼镜连盒给跑丢了。家里无钱给他再配一副，而他没有眼镜就不能念书，故而父子都觉得十分窘困。我素来服务于私立学校，大致比国立机关待遇好些，而家里多半有两份职务收入，亦曾听说五哥在昆明主持联大，生活不宽裕，但未料到他们一贫至此。遐迩传闻的校长太太制卖定胜糕的佳话，大概就属于这个时期。现在想来，近乎奇谈，亦应视为吾国教育界从业人员的美谈。”
费正清在当年的一份记录中，提到韩咏华“隐姓埋名找了一份工作”或许就是指梅月涵卖糕点：“蒋梦麟和梅贻琦都是昆明学术界的领袖人物，都以苦行僧一般的的形象著称，令人印象深刻。蒋梦麟近来没为北京大学做什么，生活越来越贫困，只能靠典当仅有的衣物和书籍维持生活了。如今他回到昆明担任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他的夫人也在此设法寻找工作。他要比梅贻琦经济情况稍好一些，梅夫人隐姓埋名找了一份工作，被人发现后最终被迫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