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姚扶弱
周末假日，岳父总会召集我们聚餐，虽无什么山珍海味，平民家有吃没吃，图的是闹闹热热。岳父是个老工商联人士，在街上颇有名气。“听书”、看报、喝酒是他的嗜好，都七十有七啦，仍精神矍铄，兴趣不减当年。上午九点，打开收音机，准时收听广播书场，得意之处便哼上几句。岳母也喜爱评弹，边忙家务边“听书”，还不时地和岳父交流交流，内行得很。中午喝点黄酒小憩后，阅报看电视，待到晚上聚餐时，就多了些诸如新闻要事、人间趣事之类的谈资。今天岳父提起了盛小云赴上海开个唱会的事，正值花样年华的小辈们赶忙追问，“盛小云是哪路歌星，何许人也？”岳父呵呵笑着说，她是评弹大师蒋云仙的学生，当今书场里大红大紫的角色。“那肯定有不少追星族咯？”我告诉他们，“诞生在明末清初的苏州评弹，有过辉煌的历史，好几代人都为之深深迷恋，外公外婆就是典型的听书迷。我呢，也喜爱评弹，可跟他们相比，只能称半个。这”说书“的自然光彩照人，”听书“的也不乏精彩的故事，要不，让外公给你们讲讲，我也可以凑凑热闹。”这个建议博得了小辈们的一致叫好，内侄还学着说书人的腔调：“迭只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以前的小镇，依水而筑，石板桥，石子街，两旁店铺林立，参差不一，饱经风霜的烙印很深。其间开了不少富有江南特色的茶馆，有几家还经营着“书场”。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碰上有评弹的日子，就上茶馆“听书”。堂倌早把汽油灯点得雪亮雪亮，状元台上，有钱人家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磕瓜子、茗茶，摇着扇，悠然自得；那些挑脚担的、拉车的、跑小买卖的，散坐在四周，口无遮拦，高谈阔论。听客的心情大致差不多，一天的轻闲、一天的劳累，都期望在琵琶的叮咚声中得到释放。尽管当时战事已很吃紧，日本人的军舰已开到长江里来啦，可茶馆里还是人头攒动，一如既往。岳父那时年龄尚小，跟着大人们听“白书”。他清楚地记得，“说书”先生很爱国，开篇说唱的是岳飞的《满江红》。可后来，岳家军、杨家将，终究挡不住东洋人，待逃难回来一看，家里的店铺被日本兵烧了个精光。
那年景，“说书”的、“听书”的，日子都不好过，可人还得活下去，而且要活得有尊严。说书先生依旧衣冠楚楚，指桑骂槐，借古讽今，把历史的兴衰演绎地淋漓尽致；听书的则把生活艰辛和战乱之苦暂且搁下，在耳熟能详的说唱中，寻找着苦涩的乐趣。人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与黑暗和战争抗衡着。这就是苏州评弹历经二百余年延续至今的原因，因为它植根民间，贴近生活，“下里巴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平民百姓喜闻乐见又消受得起的娱乐形式。
岳父家的店铺在街坊邻居的帮助下，重新开张了。经历了这次磨难，日子过得更加紧巴巴，可书还得听，老人们说，“听书”能启迪人的心智，了解世事沧桑，辨别善恶、忠奸、是非，明白做人的道理。岳母也是评弹迷，从小就跟着父辈们“听书”，出嫁后，夫妻俩人结伴出入书场，成了小镇上有名的鸳鸯书迷。有一回，北园茶馆请来了薛小飞，准备开书《珍珠塔》。是夜，天气骤变，飘起了鹅毛大雪，茶馆老板娘“待先生”自有一套，虽听客只有三五位，先生却执意要开场，于是忙差人挨家挨户去叫，岳父岳母是在床上被书迷们喊起来的，于是抱着热水袋，拎着脚炉赶去捧场，感动得先生又是作揖，又是鞠躬，分外卖力地弹唱。加了许多“浇头”后，才说“欲听后事如何，明日请早”。
革命家陈云同志，也是个“书迷”，他对苏州评弹情有独钟，喜爱有加。解放后，在他鼎立支持下，评弹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说书艺人也成了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战士。由赵开生先生谱曲的毛泽东诗词《蝶恋花》，一路高歌直唱到了中南海。朱雪琴、杨政雄、薛筱卿、沈俭安、徐云仙、蒋月泉、张坚庭等评弹大师，名贯江南，家喻户晓，许多老听客都以能哼上几句富有个性的唱调为荣，至于传统书目中的情节更是烂熟于心，信口就来。书场成了人们休闲、消遣、娱乐的首选之处。岳父岳母更是到了“出出上场，回回不落”的地步，要是有名家响档在周围乡镇开书，便约上几位书迷朋友步行而去，自有当地的好友尽地主之谊，热情接待，欢迎笑送，亦称得上当初书迷交往的一道风景。
